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速了信息化社会的形成。大数据统计和分析、云存储和网络传输等科学技术给人们的信息获取、储存和传输带来了极大便捷,但同时也造成了信息泄露等多种高发风险。在网络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呈现多发态势,不仅严重影响了公民个人的生活安宁,也直接或者间接的引发或者帮助了其他严重犯罪活动的发生。为有效应对并规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和《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实行行为、入罪量刑标准做了具体规定。但是由于立法不全面,内容不明确等原因,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下简称“本罪”)的具体认定还存在诸多疑难问题。本文将以相关法律文件规定为基础,结合法学理论,探索解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展开:一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厘清问题。法益保护是刑事立法的重要目的,是刑罚正当化基础。法益代表了各个罪名最根本的本质要素,正确理解罪名保护的法益内容,对于正确适用分则条文、准确定罪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现有的隐私权说、信息权说和复杂客体说等三大学说观点进行介绍评述,梳理观点的异同之处。其次,结合司法案件发展现状对以上三个观点的不足之处进行论述,对双重法益说观点进行提倡,本文认为,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应该是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安全和隐私权的双重法益,其中,主要法益为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和安全。最后,以双重法益说为基础,对实务有关个人信息范围认定方面的疑难问题进行解析。二是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实行行为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刑法》第253条之一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实行行为分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及窃取或者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两大类,《解释》中对两类实行行为并未作详细说明。对于本罪的具体实行行为认定,司法实务界和理论学界均存在一些疑难问题有待研究讨论。首先,文章围绕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认定展开研究,对于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含义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厘清,对于法律将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并列规定的做法应当承认其合理性,“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应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其次,对于窃取或者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中的“窃取”“非法获取”进行释意说明,“情节严重”反映的是犯罪实行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应当作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的入罪衡量标准。最后,对于现实生活存在的收集、整理、非法利用、过失泄露或丢失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如何规制,分别提出不同建议。三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实务中可能遇到的一些与犯罪形态有关的疑难问题的解答。首先是对其罪数形态进行研究,结合法条竞合犯、想象竞合犯、牵连犯等罪数形态理论,对本罪与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罪名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探究。其次,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涉及到的共犯形态如片面共犯问题进行研究,本罪常与诈骗、绑架等多种犯罪之间产生上下游犯罪的关系,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经出现了犯罪产业链化的现象。对于上下游共同犯罪中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定性、中间交易行为的定罪等问题,均需要运用共犯理论来解决。最后结合犯罪停止形态相关的法学理论,对本罪既遂、未遂、中止和预备的具体认定作出界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