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多年里，转型国家的银行业经历了巨大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中东欧转型国家和独联体转型国家朝着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进，由此造成了两类国家不同的银行业发展水平。基于这一事实，作者从微观角度对中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银行业改革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从内部结构调整和银行自由化角度对转型国家银行改革的效应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发现，贷款的沉淀成本是促使银行无法硬化对企业预算约束的主要原因之一；宏观经济稳定、法律制度日益完善、银行规模扩大和引入外资银行有利于硬化银行对企业的预算约束；政府监管制度的加强和事前注资有利于防止银行对复活的投机，减少政府的拯救成本；银行私有化有利于改善银行绩效；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高转型国家银行业的发展水平，但是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的影响受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银行业发展水平的制约。中东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在银行私有化过程中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银行在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方面优于以绿地投资方式进入的外资银行；通过比较两类国家银行业的改革历程和银行效率的差异，作者发现中东欧国家银行业取得较大成功以及银行效率高于独联体国家的主要原因是中东欧国家对国内银行进行拯救和恢复并辅以在银行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比较分析两类转型国家银行业改革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对两类转型国家银行业私有化和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是对转型国家银行业改革和发展较全面的总结。同时，本文的研究对我国进一步深入银行业的改革和开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对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理论框架、难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文献回顾。对交易成本、不对称信息与金融中介存在关系的文献和有关转型国家银行业改革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指出传统的金融中介存在理由的研究未能考虑制度和法律对金融中介存在的影响，因此无法有效解释转型国家金融中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加大了交易成本，使信息不对称变得更加严重，影响了转型国家金融中介的正常运行，因此转型国家银行改革应该建立在法律制度较完善的基础之上。第三章，软预算约束、银行破产成本与转型国家银行改革。这是本文的理论部分。软预算约束和银行破产成本深入地影响了转型国家的银行改革。研究表明，贷款的沉淀成本是促使银行无法硬化对企业预算约束的主要原因之一。宏观经济稳定、法律制度日益完善、银行规模扩大和引入外资银行有利于硬化银行对企业的预算约束。政府监管制度的加强和事前注资有利于防止银行对复活的投机，减少政府的拯救成本。转型时期银行破产成本大幅度降低是导致银行管理层道德败坏和逆向选择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章，转型国家的银行业改革历程。本文对中东欧和独联体转型国家银行业改革历程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尽管中东欧国家银行业改革过程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些国家在银行业改革的过程中着重于银行的恢复和整顿，并在银行私有化中大量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最终导致它们的银行业发展水平远高于独联体国家。第五章，转型国家银行私有化与银行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本章的研究建立在银行财务数据基础之上，这也是本文将文题定为转型国家银行改革微观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银行改革路径的差异以及是否在银行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是中东欧国家银行发展水平显著高于独联体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大力引入外资银行提升了中东欧国家的银行业发展水平。在对银行效率值进行比较时发现，独联体国家银行的效率均值显著低于除波兰以外的中东欧国家。银行准入过于宽松，未对国内银行进行大规模拯救和不良资产剥离，未能大力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是俄罗斯银行效率均值最低的主要原因。第六章，转型国家外资银行进入与银行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内资银行的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提高了内资银行效率，但是短期内外资银行进入降低了中东欧国家内资银行的资产利润率水平和非利息收入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资银行进入对内资银行的影响受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银行业发展水平的制约。外资银行进入对独联体国家的银行绩效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外资银行在这些国家银行业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外资银行难以与内资银行进行全面的竞争，外资银行的竞争和技术溢出效应等没有得到体现。第七章，主要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本章对中国银行业改革与中东欧和独联体转型国家银行业改革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银行改革思路和方法上有较大的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当前的银行业改革发生在企业改革已基本完成，国内经济稳步发展的今天，因此将比中东欧国家银行业改革取得更大的成就。最后，对中国今后的银行业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