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党要获取现代化的领导权，只能采取革命的方式，决定了党对私营经济的政策——绝对掌控下的保护。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革命式全控型领导方式的效能，而建国后国内外严峻的环境，则为中国共产党选择全能统治型领导方式提供了客观需要。作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政党，党对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孜孜以求使其总是试图超越生产力的限制，而“一五”计划的迅速完成无疑增强了党对于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可以快速建成的自信。随后的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它为党的全能统治提供了经济基础。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为了挽救中国的经济衰败和社会无序。但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带来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却使党的领导方式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首先，社会结构的变迁为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型准备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而党对于新的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积极回应，则为治理的实现提供了某种可能。其次，按照对称性原理，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规则必然会外溢到政治领域，它使党原有的领导方式面临着挑战。同时，仍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状况势必制约着中国共产党治理的实现程度。一方面，在社会结构层面，党和社会是否能够作为实力对称的两“元”，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协调治理?社会内部是否能够形成实力对称的多“元”，从而具备实现治理的民情基础，而非走向寡头政治或吴敬琏先生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政治文化层面，私营企业主阶层及其它社会阶级、阶层是否具备实现治理的文化素质及社会心理基础?除此之外，在制度层面，现有的制度框架是否能够避免滑向“官商勾结”的恶性路径依赖?是否能够避免私营企业主以钱谋权——以权谋钱的曲线寻租行为?如何解决这些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常见的难题，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