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国看,货币当局普遍将维护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作为主要目标,货币政策更加关注于物价的稳定。《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有深化改革、完善机制的任务,也有在改革进程中保持经济和就业合理增长的任务,加之在市场化程度、货币政策运作以及传导机制上有别于发达经济体和一些市场化程度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货币当局实行的是多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2006年,IMF货币政策框架实际分类法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拥有两个名义锚,一个是货币总量目标,一个是美元汇率锚。当然,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转型经济的特征,中国货币当局始终将防通胀放在突出位置。从理论和国际经验看,货币政策在维护多重目标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这种困难源自特定环境下政策目标间的冲突。以中国为例,在外汇资金大量流入境内且人民币汇率存在升值预期的背景下,中央银行若不加大购买外汇资产力度,将不利于金融机构的资金运行和外向型部门的发展,但通过发行货币来购买外汇资产又将加大通胀压力。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政策目标的冲突,给近年来中国金融宏观调控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因此,需要进行多目标制框架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维护好中国的内部、外部稳定与协调,为中国平衡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创造相对稳定的货币金融秩序。本文尝试性地将国际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理论、政策协调理论作为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本文首先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其成员的货币政策框架和汇率制度分类作为基准,考察了中国多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在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多目标框架和特定条件下政策目标不协调的内在联系,随后借鉴消费选择理论,阐述了政策目标优先排序实现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的机制。同时,本文运用历史回顾、理论分析、归纳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1994年汇率并轨至2005年7月和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至今两个阶段中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实践,阐述了政策协调中的长期特征和近期难点问题。然后,本文利用国际经验借鉴的方法,回顾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德国、日本、中国曾退出钉住汇率制,转向内部稳定的历史事件,归纳了大型经济体纷纷由外部稳定目标转向内部稳定目标的一般性原因,并结合德国和美国的政策协调经验,获得了货币当局在重点关注内部稳定上要关注通胀目标和资产价格(即广义价格水平),在兼顾外部稳定上要防范有效汇率过度升值和经常项目恶化的启示。特别是结合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的经验,进一步将资产价格(或家庭财富-收入比)纳入到内部稳定目标中去,丰富和发展了新的政策协调的内涵。此后,本文利用DSGE模型进行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的政策模拟分析,本文论证了粘性物价条件下钉住国内通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比钉住汇率目标能够更好地稳定宏观经济变量,但是如果过度追求低通胀目标有可能引发汇率的剧烈波动,因此,需要在强调通胀目标的同时,兼顾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在面对外国货币政策冲击时,不同经济周期下本国可以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方式加以应对,屏蔽外部冲击。基于政策目标优先排序思想和国际经验回顾、政策模拟分析,并结合未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更加成熟的趋势,本文尝试性地建立了多目标制下新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方式,即由过去美元汇率锚(主要锚)加上货币总量目标(次要锚)的原有协调方式向通胀目标(主要锚)加上混合汇率目标(次要锚)的新型政策协调方式转变。其中,由美元汇率锚这一处于主要地位的、明确的、精确的名义锚转换为混合汇率锚这一处于次要地位的、隐含的、不太精确(只能是基本稳定的)的名义锚；由货币总量目标这一处于次要地位的、不太精确的名义锚转换成为通胀目标这一处于主要地位的、精确的名义锚。使中国货币当局在由外部稳定向内部稳定倾斜过程中,通过新的政策协调的方式,获得更为理想的内部稳定(通胀)目标,并兼顾外部稳定(汇率)目标。此外,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从汇率政策对通胀目标影响这个方面考察了特定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的实际效果。认为有效汇率升值可以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这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最后,本文立足主要结论,从优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目标体系,增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调控的能力建设,完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的配套措施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