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城市空间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跨越众多学科的新兴显学。在国家视角下展开对空间主体性建构过程的考察，弥补了当前城市问题研究中宏观理论与微观叙事的脱节，本文尝试通过场所认同这一概念建立国家、空间与个体三者的关系。场所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空间，是空间中人的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验、情感和记忆等的集合，基于场所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客观物质化了的自我认同”1，人们在与场所的互动过程中发展出物质和情感的双重依附，从而建构和发展自身在空间社会交往中的位置和角色。认同过程理论认为，场所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结构，它基于不断变化的场所意义对自我概念进行调节与同化2，除主体自身特性以外，对于场所的认知还受到外部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现代性的语境下，随着空间性质发生“社会转向”，场所的意义也在不断重构。空间超越了单纯的物质性，具有社会产品和社会再生产的工具的双重属性，并以其意识形态的特性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3。国家借由对空间的形塑和符号表征系统的生产实现对个体的规训，从而达到其治理的目的。我国50、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建设的工人新村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主导之下的个体性空间建构的场所，这种由国家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投资兴建，并免费或以极低的租金提供给工人居住的“公房”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所特有的房屋分配形式和福利保障制度。之于社会化的个体而言，家、邻里和社区无疑是最具重要意义的场所，对家、邻里和社区的认同构成了主体对于“我在哪”、“我属于哪”的最基本认识。住宅是家、邻里和社区的物质载体，对城市住宅空间形态的研究是考察场所认同形成机制最重要的出发点。本研究选取了建国后第一个工人新村—上海曹杨新村作为案例，对其动员建设过程，空间规划布局，村民选择机制，社区日常生活等方面进行考察，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对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制度化改造，将其意识形态转化为空间的生产并制造出工人新村这一典型的具有社会主义乌托邦性质的场所。而另一方面，生活在工人新村中的居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这一制度化空间的规训，并对空间的象征性意义进行认知和内化，从而建构其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身份认同，形成具有特色的工人阶级文化性格，并以此为导向开展符合空间特质的行为实践。　　由于场所认同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又能够对诸多社会问题进行解释，因此城市社会学、环境心理学、人文地理学、建筑现象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都将这一概念作为本学科关注的对象，本研究吸收了以上诸相关学科的研究结果，做了一次跨学科研究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