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早熟路径,使得氏族外壳没有被冲破,小私有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就进入到了奴隶制国家,由此就使中国的历史呈现出极大的特殊性。正因为中国历史的这种特殊性,就使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只能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维新路线,而不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自然血亲的氏族制是解体了,但氏族统治的国家形式本身并未改变,即转变成了抽象的氏族统治形式,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就呈现出一种历史过渡性的特征。不论是政权的分化,还是财富的集中,都采取了向下移动的行进路线,而没有代之以公共的权力机构,以及财富私有的法权形式。经济和政治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氏族贵族手中,所不同者,仅仅在于过去是政在姬氏一家,现在则是政在多家而已,其发展前途必然趋向新的一政,其演进轨迹是非常清楚的,即治→乱→治。与此相适应,诸子百家作为一种私学形式,实际上都是多政的社会现实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们从不同方面为新的一政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是社会分工日趋细致严密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因而诸子百家不过是以私学的形式,完成着官学的任务,而不是独立的私人著述。所以,一方面,诸子之间的彼此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另一方面,它们也必然要趋向统一,这是由一政的社会存在所决定了的。由此,作为晚出的学派,它必然是以往学说的理论总结,法家就正是这样的学派。第二章法家作为晚出的学派,是战争年代的必然产物,处于诸侯力征时代的各国,其首要的任务就是富国强兵,这正是法家产生的历史环境,而诸子之学则为其提供了理论来源。法家学派的历史演变就是由实践而理论的发展过程,各国的变法实践为法家提供了理论素材,一些具体的变法政策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法哲学。如李悝的《法经》和尽地力之教;吴起对氏族贵族的打击、尽地力的重农思想、信赏必罚的立信政策;申不害的尊主卑臣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