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1902年在天津创刊,自创刊之日起,就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为宗旨,致力于开启民智、深达民意、改良习俗、除旧布新,很快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学术界对于《大公报》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大公报》研究成果丰硕,但主要集中于“新记”《大公报》时期,而《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白话文的研究,不仅能够厘清晚清白话文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同时能够从中考察晚清至民国社会文化生活变迁的轨迹。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方的工业文明开始不断传入,外国人就把近代报刊这种先进的传播媒介带进中国。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随之加深,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报刊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报刊能够反映民情、传播知识、影响社会舆论等。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八国联军侵华,使国人猛醒,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增强,民族危机感不断加深,要求改变中国命运、救亡图存和追求独立、自主、富强的斗争日益兴起。之后,随着国人办报意识的增强和办报活动的增多,新式报馆不断涌现,特别是20世纪初,知识分子“文人办报”的实践,促使报业蓬勃成长。《大公报》就是在这样社会大背景下应运而生。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白话文一栏经常出刊,未曾中断。但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英敛之对《大公报》中的白话文一栏也作了一些变动。《大公报》白话文不仅在文体变革上对近代产生重要影响,而且通过白话文这种通俗的文体来开启民智,在白话文内容的选择上更是以开启民智为前提,尽可能的选择那些主张改良社会和有利民智启蒙的文章。其内容主要涉及女性的解放、社会习俗的改良、救亡图存思想的大力宣传等方面。戒缠足和提倡女学是解放女性的两项重要内容,而冲破旧式婚姻的束缚,追求新式婚姻也是女性解放、独立,走向社会的重要前提。《大公报》从创刊以来,一直是以开民智为己任,通过媒体的力量极力宣传破除陋俗,提倡新风新俗,并大力提倡爱国主义,民众团结思想,鼓励社会各界要励志,发愤图强。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为开启民智和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大公报》白话文深刻地体现了时代性、互动性等特点,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为近代中国的发展不遗余力的做出了贡献。另外,《大公报》白话文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导,推动了近代民众的启蒙和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