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自1895年问世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处于纪录片的雏形期,电影发明者卢米埃尔兄弟坚持纪录真人真事,开创了纪录片客观真实叙事方式的优良传统。初期电影中“无声无息无色”以及照相式拍摄方式的呆板造成了审美单调,但依旧没能动摇卢氏的拍摄原则——真实。这一时期内,电影诚实地向我们展现了生活的原貌。随着世界公认第一部纪录片弗拉哈迪德《北方的纳努克》的山现,止式迈进了纪录片创作的时期。尽管这部片中的多处摆拍迹象明显,但是我们还是能从电影的发展初期看到,选择真实性原则是纪录片本性的表现,无论走多少弯路,最终都要回归到对生活和自然的真实纪录。1923年,我国就拍摄了反映上海人民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示威游行,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新闻短片,这之后的《武汉战争》和《上海战争》中,都有中国纪录片工作者对社会真实的记录。1938年共产党人拍摄了他们第一步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新中国成立之后,纪录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担负着政治宣传的任务,它以第三者叙事的方式纪录中国的大好山河,用大量长镜头纪录了我国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与国外的外交工作,为之后国内电影的拍摄留下了可贵的影像资料。但是,我国纪录片长期采用的解说词加画面的形式,确立主题再寻找素材的方法禁锢了纪录片创作者们的创作激情。这样的情况从我国有了自己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员和设备开始之后,有了明显的改变。在经历了一直延续到1978年左右的一场政治化运动后,开始山1977年到1992年从“政治化纪录片时期”向“民族精神”的表现主题的转换。这之后,终丁出现了中国纪录片史上平民化纪录片的辉煌。在这段时期内,个人对于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状况的独立思考和制作,使得纪录片从拍摄对象、制作流程甚至观念的表达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过去的由上级指派下来的一个具有框架的“任务”。也不再是“主题先行”、相同模式的纪录。是拍摄制作者对于自我发现的一次表达。当然,这种表现客观且日趋成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纪录运动中产生的纪录片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出现的。它是一种民主精神的体现,是市场化经济出现后对社会、人生以及自我的重新建构,通过对平民百姓的普通生活的纪录,或是由普通百姓自己拿起摄像机的自我纪录,都是再改革浪潮下自我意识的苏醒以及重塑。这些创作者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平视的角度,把姿态放低,把摄像机的位置放低,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审视的姿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与他们紧密相连,我们也师他们之中的一分子。这是一种纪录片精神和实质的体现,那种居高临下的上帝说教式的方法无法触及社会以及人心的真实面。正如格里尔逊所说：“让公民的眼睛从天涯海角转向眼前发生的事情,他们自己的事情……门前石阶上发生的事情上来”。这是纪录片应该真正到达的境界。然而,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纪录片创作都面临着制作经费困难,创作周期长的困境,在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里,纪录片作为清醒的旁观者,怎样才能在体制内外寻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这是我们应该共同探讨的问题。DV的普及以及百姓拍摄生活纪录片的播山或许是这个体制内对纪录片一点残喘的最后一点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