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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里,跨国公司主导的垂直专业化生产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和对外直接投资把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配置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全球性的生产共享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跨国公司及其分布于世界各国的子公司以及承接跨国公司外包的独立企业分布于同一产品生产价值链的不同阶段,彼此互相联系密不可分,共同完成同一产品生产的全部过程。不断细化的国际生产分工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外包能够调整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并对解决国内就业问题、提高福利水平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垂直专业化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承接的跨国公司对外转移的生产环节越来越多,并逐步从承接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生产环节扩展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贴牌代工生产环节。由于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不断加深,同一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在全球最有优势的国家进行,整个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多次跨越国界,伴随着中间产品贸易、产品内部贸易迅速发展,同时导致企业边界不断变化,产品的实际原产地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本文致力于在贸易和投资的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跨国公司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决定因素,以及企业相应的组织模式选择问题,并根据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指出了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对于中国调整产业结构、解决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意义、不足之处和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理论模型和经验研究相结合、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统一的异质性产品生产分析框架下,从企业微观层面出发,分析了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决定因素,交易成本和产品剩余所有权等因素对于企业垂直专业化决策的影响,并采用中国的现实数据对理论进行了经验分析。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将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放置于一般均衡的统一框架内,基于Dixit-Stiglitz (DS)垄断竞争环境,考察了在完全契约的情况下,异质性企业产品生产存在多个中间产品生产环节的时候,跨国公司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内生决定因素,以及企业的组织模式选择问题。影响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因素包括运输成本、固定成本、母国和东道国劳动工资差异、跨国公司的生产率差异等多种因素。在此基础上,文章继续考察存在契约不完全情况下,交易成本对于企业垂直专业化决策的影响。即在跨国公司所需要的中间产品为特定投入品的情况下,最终产品生产商需要在东道国市场搜索向其提供特定中间产品的厂商,因此存在一个搜寻成本。因此东道国中间产品生产商和最终产品生产商的数目都会影响跨国公司的垂直专业化决策。理论部分最后分析存在不完全契约问题时,跨国公司对于最终产品的剩余所有权大小对其垂直专业化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企业是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垂直一体化的组织模式进行生产还是外包给独立的东道国企业。在经验研究部分,本文基于理论部分得出的结论,使用中国的数据,对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进行了经验研究。经验研究部分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用指标在总体、地域和行业三个层面测算了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的程度;第二,从行业层面出发,考察了“市场厚度”对于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和承接外包活动的影响;第三,从地域层面出发,考察了中国各省和地区契约不完全,执行契约成本的差异对于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的影响。在经验分析的第三部分,由于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和外包活动很大部分都涉及国际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因此该部分我们同时考察中国所吸引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活动的影响。在政策建议部分,本文提出了中国进一步参与和发展垂直专业化的战略,包括:中国发展垂直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对策。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从企业层面看,在契约完全的情况下,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相对运输成本越高,北部国家与南部国家的工资差异越大,垂直专业化相对于出口的固定成本越小,跨国公司配置在国外的生产环节就越多,企业越倾向垂直专业化生产;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交易成本会对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决策造成影响。“市场厚度”直接影响企业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企业选择垂直专业化生产还是出口。此外,企业的剩余所有权大小会影响企业在外包和FDI一体化生产两种组织模式之间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