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注目于周作人五四之前文艺思想的流变脉络，详细分析其在早期接受的中国传统资源及对其理解和建构“现代”文艺思想的具体影响。 从周作人早期的阅读创作来看，一开始他就走在一条离正统的儒家文艺思想比较远的道路上，对正统文学观念的接受表现出明显的重心位移。梁启超的政治小说理论在新民以救国的文学救国思路上，仍然影响了周作人对“文以治国”的儒家文学传统的认同。到日本留学后，章太炎以国粹为革命之基础的“文学复古”思想，加深了周作人“文以治国”的理念，并直接影响了他对于文学独立和不用之用的框架设计。因而在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接受上，他表现出明显的周氏色彩。正统的儒家文学观念和边缘的佛道文学观念的同时接受，成为周作人超越时代主流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关键之一，也成为他接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内在视点。他的文艺思想的建构经历，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多重因素，思考如何借鉴传统，以及处理文学的功用与审美等问题，可以提供有效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