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资源环境的趋紧,文化产品以其低耗能,低污染、高回报的特性为世界各国所重视。文化产品不仅包含传统产品的商品属性,还包含一国的文化、生活习惯、价值观等文化含义。文化产品贸易不仅可以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还可以向世界传播本国的文化,这对于全球竞争至关重要。为此我国提出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鼓励本国的文化产品参与国际竞争。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的文化领域市场成为我国文化产品贸易发展新的契机。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为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合作提供支持。鉴于此,本文按照教科文组织所规定的文化产品目录,选取2007年-2017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数据,构建文化产品贸易网络。在分析指标方面,从网络整体指标、个体中心度、局部聚集特性三个方面,选择相关指标分析网络的结构特征,最后使用QAP回归对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表明(1)沿线国家的文化产品贸易联系逐渐增强,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密切。地区文化贸易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接近随机网络,聚类系数明显高于随机网络,其“小世界”性质逐年增强。(2)中国、印度、泰国、新加坡与整个网络中的国家建立了普遍的出口贸易联系,中国并未与全部的沿线国家建立进口联系。阿拉伯国家随着地区安全形势好转,成为新兴的进口市场。(3)网络的异质性有逐渐减弱的态势。从出口和进口两个角度分析,出口的异质性要高于进口。说明整个地区的进口贸易更加均匀而出口中少数国家对整个网络产生巨大影响。(4)对网络的社团结构进行分析表明,在2007年-2017年间社团的成员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社团之间进行融合分裂,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5)在对沿线国家的文化产品贸易网络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内生产总值、共同语言、共同边界对网络均产生正向影响。地理距离和文化差距对于贸易联系建立和贸易额均产生了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