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佛教造像在中国甚至东亚地区的佛教造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分布地区主要集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及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南京曾经作为南朝的首都,在当时是整个南朝佛教造像甚至南朝文化的中心地,但遗留下来的佛教造像遗迹并不多见。这里发现的主要是石窟造像,另有少量金铜造像和泥质陶像的出土。而成都地区主要以单体石造像为主,数量比较多,一度在学术界成为南朝石造像的代表。但是整体来看,由于发现资料不论数量还是种类都远不及北朝那样丰富,所以对其研究也就一直相对非常薄弱。重视对南朝佛教造像的研究,已经成为纠正学界之偏的急务。本文以此为选题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将南朝佛教造像按照形式和质地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石窟寺造像、单体石造像、金铜造像、泥塑陶质造像等几类,然后逐类分别进行详细考察。所使用资料除了参考前人公布的正式资料之外,还参考了一些内部资料,更重要的是大都亲自做过实际调查,在文字、图片等平面材料的抽象认识基础上,增强了立体化的形象认识。首先是石窟寺造像,主要有两处,一是南京栖霞山石窟,一是浙江新昌石窟。前者因为未出版正式考古报告,本文主要依据笔者2008年亲自调查所获资料以及2009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在对大量考古调查与遗迹辨识工作的基础上,再结合比照北朝部分石窟与成都出土南朝造像,对栖霞山南朝石窟的形制、特征、组合、分期、题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接着讨论了浙江新昌石窟造像。经过对这两处重要石窟造像的考察,总结出南朝石窟造像的特点、演变规律以及历史背景。这是本文第一章的主要内容。第二章重点讨论南朝单体佛教石造像。此类造像发现最丰富的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不仅有背屏式造像,而且还有圆雕像、造像碑等形式,先对各处主要的造像逐一进行分析,然后在类比中归纳特点,并进行分期研究。如果说南京栖霞山石窟造像曾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被水泥妆銮过,从而掩盖了六朝原貌,一度使学术界无法对之进行深入研究,那么成都地区的南朝单体石造像,多是考古出土,不仅时代、地点可靠,而且保存状况比较好,完整清楚地反映出南朝造像的特征与风格。因此对成都地区南朝造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三章主要讨论南朝金铜造像。此类造像主要发现于南京地区,数量有限,而且资料还没有正式公布。笔者就自身调查过的实物资料进行类型分析、年代推断和题材研究。此章主要资料的获取得到了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及南京市博物馆的帮助,因为没有发表过,故需特作说明。南朝金铜像以往发现极少,又充斥着许多赝品,故对此项研究需要慎重,在研究之前必须经过一定的辨伪工作。南朝金铜像具有自身的特点,而且影响波及北朝以及朝鲜半岛与日本。这是由于金铜像体积较小、易携带,便于流传等特点决定的。关于南朝泥塑陶质造像,则是第四章的主要内容。这一类造像主要发现在南京,数量极少,残毁严重,仅就造像工艺和部分造像因素对比做了讨论。在和北魏永宁寺、百济定林寺出土同类像的比较中,得出三地造像具有密切渊源关系的结论。第五章在上文论述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南朝造像样式、渊源、传播线路等问题。本文提出了"建康样式"与"成都样式"两个概念,对南朝造像因素作了仔细全面的分析与界定,并进而论及南朝造像风格对北朝、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作为南朝最重要的两大造像中心地,建康因为是都城,得文化优势之先,不仅能接收到中原北方的影响,而且也有来自西域、海路而来的秣菟罗风格等因素,并且在接受融化后能将之辐射到南朝境内其他地区,甚至影响到北朝、百济及日本等国家。建康在南朝佛教造像中地位的重要性是绝对的,"建康样式"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凸显这种造像风格的影响与地位。成都虽位于南朝的西陲,但是地理位置、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相对于战乱较多的北方则较为安定,并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成都具备佛教与佛教造像得以发展与兴盛的条件。尤其是作为南朝沟通西域的交通要道,成都接受西域、凉州造像的影响不仅能够得地利之便,而且还将这种因素传递到都城建康,或将长江下游地区溯江而上的建康因素再反馈到西北地区,在这一点上它发挥了重要的中转站作用。"成都样式"的提出,是因为成都造像的独特风貌,它虽然源头非一,但是却形成了有别于建康的特征,这是由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地理位置决定的。虽然成都具有不同于建康的造像样式,但是它从根本上说还是属于南朝造像的范畴,是在建康这个大中心影响之下的地域造像中心。南朝造像的来源问题,主要通过中原北方南下或由海路经交广线北上而来,其向外传播则分几路,一是由建康直接北上至青州,二是由荆州北上洛阳,三是通过成都向河西地区。北上山东半岛的一路再传向朝鲜半岛,或直接由建康通过淘路而达百济与日本。最后是第六章,把南朝佛教造像置于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期的国际大背景当中,讨论它在东亚地区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从而评价它在这一地域的历史地位。此时期的东亚地区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由于五胡十六国入主中原,北方战乱不断,汉民族政权退居南方,保留文化一脉,从文化上说南朝是具有绝对先进性的。因此当时的东亚地区在文化上基本都是奉南朝为师的。佛教造像艺术作为东亚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上交流的重要手段,在各国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南朝佛教造像便在这种背景之下,北上影响到北朝,并东传至百济、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整个东亚的造像艺术一时之间都笼罩在南朝的光芒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