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自西汉初期被正式定为经典起,经学阐释就占据了优势地位。而《诗经》的文学解析相较之下并未如经学一般得到重视。但自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起,关于《诗经》文学性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过。千年后的清代《诗经》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经学和考据盛行,《诗经》教化世人、宣扬伦理纲常作用的夸大。另一方面,对《诗经》的文学研究也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因为社会的剧烈变革而发生了变化。就文学的功能性而言,以陈子龙,贺贻孙为代表的的文人开始从文本出发阐释《诗经》文义,力求发挥其社会功用和教化作用。就文学的艺术性而言王夫之成为清朝三百年来以文学论《诗经》的第一人。然而就三百年的清朝历史而言,经学与考据成风,极大地阻碍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发展,以致于仅有寥寥几人坚持取向,而其中如方苞与金圣叹只是略有涉及,且多是阐发诗歌艺术风格和辨明诗体诗意。而如王夫之般以强调诗作“性情”著称者,惟袁枚一人耳。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对于《诗经》的品评,是纯然的文学文本研究方式。在其解读中,《诗经》不再是经学,而是一部具有经典地位的抒写性情的文学范本。袁枚之《诗经》观,不仅将《诗经》视为诗,而且从情感的角度出发还原特定的书写环境,表现诗歌的真性情。并以性情为依据,进一步探讨《诗经》的写作手法和艺术特征。此外,还涉及到对《诗经》的接受以及《诗经》研究史价值等方面。纵观整个清朝,“性情”是《诗经》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尽管受到传统经学及考据的影响,诸多文人虽尚未标榜性灵,但已经逐步意识到“性情”的作用。而这一认知在袁枚高举性灵大旗主盟诗坛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故而,袁枚的《诗经》观,对于了解清朝《诗经》学的文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