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文学史、教育史文献材料的梳理,回到现代文学发生和建构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从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研究视角解读清末民初教育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学堂章程的制定、新式学堂的建立、留学制度的形成、科举制度的废除等与现代文学建构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清末民初教育制度的改革在现代文学发生和建构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背景资源,而且成为了一种参与性的力量,为形成现代文学整个文学生态空间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人力资源以及活动场域。论文的主体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了本论题的缘起,认为在一个由众多因素组合而成的文学生态空间中,文学研究既离不开但又不能完全局限于“文本”这个本位,围绕这文学生态空间的一切因素都可以成为观照问题的角度和方式,由此显现了教育这个新的解读视角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介绍了学界至今为止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厘定了本文所使用的几个主要概念,确立本文的研究思路以及推进的方向。第二章探讨了清末民初的学制改革对现代文学建构所起的制度保障作用。说明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建构,除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外,还需要“文学”学科制度上的支持。而现代“文学”学科,是随着清末民初新的学术分类体系与学科制度的建立,依托学堂章程的规划和学校教育体制的完善,才逐步确立它的合法地位的。同时论述了科举制度的废除是新式教育制度及其知识谱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新式知识分子凭借着从新式教育中形成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态度剖析并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中的不足,从而为现代文学接受科学、民主等现代西方的价值尺度,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坚实基础。另外也分析了文学革命在国语运动的基础上,依托学校这个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场所,使“国语的文学”成为“文学的国语”,达到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合流与互动,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新式知识分子的形成对现代文学建构的意义。新式知识分子是经过新式学堂的教育,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熏染而逐渐从“士”转化而来的,他们是现代文学建构的人力保障。同时,新式知识分子中的留学生群体由于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及由此引发的认同危机,对现代文学的建构产生了一些深远而又独特的影响。第四章主要考察了作为现代文学主体活动场域的学校校园情况,分析五四时期的校园文化对现代文学建构的意义。这既表现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所营造的学术环境和校园文化,对新文化派的汇聚和立足,对文学革命波及面的扩散,对现代文学接受群体的塑造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表现在东南学风对学衡派在“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期”的20年代还有勇气逆流而上,质疑新文化派激进主义的支撑力量;同时,还探讨了作为中国教育体制中一类特殊的学校——教会学校,其校园文化中特有的宗教氛围在教会学校出身的现代作家的心灵和作品中留下的宗教烙印。最后,在分析了清末民初的教育和文学如此紧密的发生联系,交叉互动的原因之后,期待着这样的阐述能为新时期的文学现象研究提供一种解读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