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自由主义初衷在于引进外资,促进投资者与东道国双赢,时至今日却渐渐成为投资者损害东道国主权的利器。投资自由主义进入了“冰冻期”,国家规制主义兴起,至此,国际投资秩序进入了“投资者利益保护”与“国家规制体系”均衡发展的“双轨制”模式,目的在于实现投资关系可持续发展。我国在立法上虽处在后知后觉状态,但好在也抓住了投资改革列车的尾巴,2015年1月商务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外资法草案),表明了我国在今后投资改革中将采取“双轨制”的决心,从近几年立法表现来看,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发展。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国将继续秉承以开放促发展的理念,“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实现国内立法效力及内外资一致,统一外资立法是关键,这依托于外资法的落地。过去外资三法立法粗糙,在规定内容上过时且相互冲突,导致我国在统一外资立法上缺乏扎实经验,外资法草案的文本多源自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协定缺乏本土特色,仍需今后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拷打、历练,予以充实、丰富,扎实落地。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展开。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理论研究等研究方法。首先,笔者从外资准入制度的概述、作用与意义、我国外资法草案出台的背景与主要内容三个方面来剖析外资准入制度的理论基础,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石。其次,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外资准入制度,从投资主体界定、外资管理模式、国家安全审查三方面详细论述外资法草案对外资准入制度的重新建构,在此基础之上从明确界定外资范围、创新外资管理模式、专章规定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三个方面介绍我国外资法草案的亮点之处,紧接着评析草案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外资管理部门众多且不透明、对现存VIE架构如何处理规定不明、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衔接不够、缺乏对安全审查机构的监督。再次,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美国、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外资准入立法实践以及NAFTA和CETA协定中关于外资准入的条款进行简要分析,对比其异同之处,从中找出对我国可借鉴之处。最后,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提出对外资法草案准入制度问题的完善建议:第一,统一外资管理部门建置;第二,进一步明确外资准入范围;第三,健全外资国家规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