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立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及文化展示的空间,逐渐成为社会服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一方面,它利用自身优势将典藏文物向普通受众公开展示,市民阶层与精英文化的界限在博物馆对文物的传播过程变得模糊;另一方面,博物馆对文物的展示过程亦是一种传播信息的过程,其间,博物馆充当了媒体的角色,传统文化在文物的展示中被塑造和传播。与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纽约大都会等混合型博物馆不同,目前位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以下称为:台北故宫)以传播中华文化为主轴,主题呈现出单一性,这一特点也使得台北故宫成为两岸中华文化血脉传承的纽带。本文将以台北故宫作为博物馆之文物传播的文本,从博物馆的媒体身份建构入手,探讨传统文化在现代博物馆展示中的传播形态,并考察在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深层权力关系。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围绕“博物馆”、“文物传播”等关键词,从文献资料分析入手,说明研究缘起,界定研究对象与范围,搭建分析框架。在传播学、符号学相关理论框架中,梳理博物馆对文物传播的特点,探讨博物馆是如何让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建构的。第二部分,第二章。现代公立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不断凸显,博物馆逐渐成为社会体系中具有服务性质的媒体。在本章中,笔者利用传播学相关理论,从传播模式、传播价值,以及新媒体的传播环境三个方面入手,逐一分析博物馆的媒体身份,揭示其传播特点。第三部分,第三章。具有媒体属性的现代公立博物馆通过对文物的展示,塑造并传播传统文化,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本章首先从对博物馆的权力体系的分析入手,提出博物馆是社会的“公共历史学家”,并进一步探讨博物馆如何在展览诗学中通过记忆景观去建构传统文化,以及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记忆景观是如何加速流通的。第四部分,第四章。笔者将研究视角投放在更为具体的博物馆陈列室景观研究之上,探求博物馆的文物展示作为文化传播的平台,其传播特点及局限性,以及博物馆如何在展示的环节中去营造城市和博物馆本身的身份认同。第五部分,第五章。新媒体环境为博物馆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可能。本章中,笔者通过对台北故宫数位传媒专家的访谈,以及对新媒体自身特点的分析,探讨文物数字化对博物馆之文物传播所带来的具体的转变,进而思考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