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世界文学”打开了一个蕴含众多可能性的场域,影响研究范式与平行研究范式是之前探索这个场域的两个已有的范式,前者可以说是从影响实证关系出发探讨国别文学的相对价值,而后者则是以美学共通性为目的试图找出文学的普适性形式。两种范式其实回答的是同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使“民族”的成为“世界”的,使历时的价值在共时的层面得到体现。正是以同一个问题为前提,本论文在“世界性因素”理论的启示下,试图建立起新的研究模式即在高于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视域参照下进行国别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模式的特点在于通过将价值评判体系置于一个更高的“区间”,进行一种“对话式”的,即参与各方基于平等地位上的价值探讨,这是本论文的整体指导思想。论文分为导论、正文及结语三个部分。导论阐明了为什么会进行这项研究,即是面对20世纪日益纷繁复杂的中外文学、文化间的关系,如何才能更有成效地进行把握与研究,以及对研究对象选取的说明,并概览整体论文结构。正文部分对两位中日现代文学代表作家大江健三郎和高行健作品的文学研究,将被置于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现代进程中进行探讨。因为正是通过中日两国的“现代性”问题的凸现,两国文化传统的“异质性”才能够在高于两国的视域中体现出“互补”的特性,而这些“异质性”与“互补性”正是通过探讨大江与高行健反思各自“现代性”问题所形成的独特文学形式与文体特征反映出来的。第一章中日两国的“自然”释义变迁,体现出文学中“观看方式”的变革,构成了探讨中日两国“现代性”问题的入口。"Nature"在进入中日语境时,两种语境中的“自然”释义既与之相区分,又因释义而产生了向对方发展的逻辑,而大江与高行健的“自然”风格也保持了各自起源上的特性。第二章从大江与高行健对于两个具体的语境即“二战”与“文革”的反思入手,探讨各自是如何返回到中日“现代性”起源上重新认识构成“主体”的“自我”,并通过这样的反思将“他者”的问题纳入自身。第三章探讨的是“文体”的问题即大江和高行健是如何在自身文化中的语言成规中进行选择形成自身基于“现代性”的表达方式。第四章通过两者对各自新时期的“异化”问题的探讨,来看两位作家是如何通过“疯狂”主题和对一系列离群怪人的塑造,反思各自现代文学自起源上的“不具”,并在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命题下构成互识。第五章从两位作家对于“无意识”领域的重新认识,来看两者如何反思在文化的现代性入口被掩盖的一个领域即“无意识”与“意识”之间,形成对现代“主——客两分图式”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与更大现代语境的汇通。第六章进入到对于“历史”的反思,两位作家都通过自己所构想的新的“历史”构架来解构各自预设的传统历史结构,以此来批判现实并表现出对于“未来”的期待。而两者对于历史的构想中亦包含了两种文化在“异质”上达成“对话”出发点。在对大江健三郎与高行健的研究中,从中日文化的“异质性”出发,却在两者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认识中形成了“互补”,证明了笔者一开始所提出的通过在一个高于不同文化语境的“视域”对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价值进行探讨,却在更大的一个“关联域”中得以统一的理念。正是在对如何在越来越具有民族自身特质的研究实践中,找到一条以“世界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具备可行性的道路,使“世界性因素”理论成为在“世界文学”视域下开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种新的理念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