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泽谕吉(1834—1901)的史学,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和良好的师承,加之西洋史学的影响,因此极具日本时代特色。一方面,出于对西洋文明的迷信,福泽将西方的文明史学引入日本,并根据日本当时的国情作出了本土化;另一方面,他在保留东方史学多服务于政治的治史传统,率先在亚洲提出了旨在反对封建门阀制度的疑古思想和以西方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群众史观。在福泽的史学思想中,一直有着一对尖锐和复杂的矛盾贯穿始终。前期,作为日本近代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把自己完全置于当时美德的对立面上,坚决支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客观的历史进程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不可逆的进程。因此,他还是一名历史规律论者。后期,作为明治政府代言人的福泽,由于他无法从根本上彻底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以及源源不断地来自现实社会的生存压力,再加上他又对西方文明崇拜得太深,使其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笼罩着帝国主义的阴影,这时的福泽更多的是用自然界的丛林法则来思考人类历史的问题。福泽的史学产生于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特定历史时期,必然包含了强烈的民族复仇情绪,所以在同被欺凌的东方各国之中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历史成就了福泽史学的成功,也是历史注定了他最后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