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死刑问题是刑法学界及社会公众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而赦免问题则是刑罚理论中乏人问津的研究课题。实际上，赦免作为刑罚消灭制度的一种，完全可以在量刑之后实际执行之前阻止死刑判决的执行，也就是说限制死刑这一刑事政策与特赦制度这一刑罚制度的交汇必然只能是在死刑案件中运用特赦制度。我国自建国以来宪法、刑法和刑诉法均一直保留有特赦制度的立法例，并且有过特赦制度的成功实践。但是自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战犯至今三十余年间，我国再也没有运用过特赦制度。因此而形成了赦免制度在整个刑事处分体系中被逐渐边缘化的现状。特赦制度的虚置既是对立法资源的一种浪费，也使得我国的刑事政策体系和刑事法治领域缺乏必要的柔性。赦免制度被虚置的主要原因是实践中存在制度上和观念上的障碍。法律对特赦制度的规定不系统，尤其是对特赦的效力规定不明确，使得特赦制度的法律地位日益边缘化，更使得在运用特赦制度之时，无法具有强大说服力和法律效力更改既定判决。之所以要使位于法律体系边缘的特赦制度在死刑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该制度具有消灭刑罚权的效果，将特赦制度运用于死刑案件中会对避免死刑案件中的错杀产生一定的作用。同时赦免是法律制度效力的例外，是在理性的司法判断之外加入感性的道德情感。出于社会管理和国家政策的需要，对死刑案件进行特赦，是缓和我国一向严厉的刑事政策的需要。至于在死刑案件中运用特赦的具体构想，首先应当将其明确为一个司法程序，由“两高”提出特定的死刑案件赦免申请为宜，同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特赦请求权决不可排除。在死刑案件中引入特赦制度必然要厘清特赦制度与其他刑罚制度的区隔与衔接问题，应该考虑死刑执行程序与特赦制度的衔接问题，并且赦免性减刑应当与普通减刑和特赦区别开。在实体法层面，由法律将死刑案件的特赦事由加以确认，明确可赦免罪名实际上是明确可以特赦的犯罪种类。在程序法层面，应当明确申请的主体，减少有权申请的主体数量以集中申请权，同时应当开启自下而上的赦免启动模式。就死刑赦免的决定主体而言，仍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宜，但是具体操作需要作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