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是除战争以外国家交往和联系的经典方式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更加频繁的贸易往来折射出更多的内容和内涵。因此，贸易问题日趋复杂化。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而对美国出口商品总量的上升速度快于从美国的进口上升速度，使得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突显。中美两国因此问题引发的摩擦和争端也在不断加剧，并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两国关系。目前对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研究多数都集中在经济学分析上，可以得出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在经济上不是一个问题的结论，而无法解答为什么在经济上不存在问题的贸易不平衡会一再引发摩擦和争端，也就是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被政治化”的问题。而这正是本文集中精力希望做出贡献的地方。　　根据研究目的和需要，本文选取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将国际范围内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作为研究视角，对美国应对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贸易政策进行研究分析。在研究思路上，本文是按照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现象——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本质——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被“扭曲”的政治性和制度性原因——对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和引发摩擦和争端的未来展望来安排各章节的。　　在第一章里，首先对研究选取的年限进行了说明。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按中方统计始于1993年，而按美方统计始于1983年。在整个80年代中美双边贸易额还比较小，即使按美方的统计出现了双边贸易出现了不平衡，也没有引起双方的摩擦和争端。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双边贸易不平衡是从1993年开始的。在接下来的部分，主要用数字和图表来说明问题。1993年以来中美各自对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统计表明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的规模不小的贸易不平衡，且这种趋势在不断扩大，但是在具体规模上，中美各自官方统计存在差异。通过将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不平衡与美国整体对外贸易不平衡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中国的贸易差在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中所占比重变化并不大。而对中美之间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种类的分析，反映出中美之间的贸易是互补型贸易，中国发挥的是其劳动力密集型优势，美国发挥的时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优势。　　在第二章里，对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美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由来已久，9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新经济”而来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换代，以及贸易利益逐渐让渡于投资利益，使得美国的整体对外贸易逆差再一次急剧扩大。而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是其整个贸易不平衡中的一部分，是美国的整体贸易不平衡带来了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而不是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主导并导致了美国的整体贸易不平衡。而亚洲地区的贸易转移效应，中美两国消费水平的差异和中国市场有效需求有限，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是形成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并使其难以平衡的原因。　　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在这一章里引入了政治的研究，首先对贸易政治进行了概述，指出贸易政治根本特征是保护主义。国内处于不同经济的地位的利益集团对政府开放贸易持不同态度，会组织起来促使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而对于国家来说，出于保护的特定产业或国家的战略需要，从而采取战略性的贸易政策。接下来，结合美国整体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和对外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对经济上不存在问题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却不断引发双边摩擦和争端的具体原因进行了阐述:总的说来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引发摩擦往往是与美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联系在一起的;长期对外贸易的不平衡使得美国确实也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担忧，而中国自然成为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特点决定了美国可以拿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做文章;由于美国企业内部结构调整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带来的美国制造业萎缩并造成的美国工人失业，成为美国对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发难的导火索;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受损的利益集团成为推动中美贸易逆差引起摩擦的主要推动力量;以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为借口向中国施压是美国的对华策略之一;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引发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接触”或“遏制”战略的讨论，从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引发摩擦，中国方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第四章是进行预测和展望的章节。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不断扩大，中美之间经香港直接贸易的减少和中国加入WTO后对美服务贸易的开放，几个因素综合作用，会影响未来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走向。但短期来看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不会发生太大改变，并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这样，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引起的摩擦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美国肯定会在此问题上一再向中国施压，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恶化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