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制裁基本上以罚款为中心,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的并科模式。其中,反垄断罚款采倍率数距式罚款设定方式,即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这种弹性较大的罚款规定使得反垄断执法机关享有较高的裁量权。为了制约这种罚款裁量权,我国法《反垄断法》第49条规定了罚款时需要考虑的裁量因素。通过全面梳理我国反垄断典型罚款案例的裁量因素,发现我国反垄断罚款裁量因素存在不确定性、模糊性、不明确具体、法定裁量因素和非法定裁量因素搭配任意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反垄断罚款制度缺乏透明性和可操作性,使得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对违法企业进行罚款时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时也影响了罚款威慑目的的实现。通过分析国外反垄断罚款指南,不难发现各国反垄断罚款的裁量因素和裁量方法密切相关,而且一般通过裁量方法来落实裁量因素。这些国家反垄断罚款裁量因素的构造大致包括罚款裁量的主要因素(严重性和持续时间)、罚款裁量的调整因素(加重、减轻因素)和罚款裁量的特别裁量(调整)因素(宽恕、和解、支付不能等)等三个方面。从当前我国反垄断罚款案件来看,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反垄断罚款的步骤和方法上,均未明确阐述罚款裁量方法和裁量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了提高反垄断罚款的确定性和克服裁量因素的模糊性,建议通过反垄断罚款裁量因素的法定化、类型化和精细化三条路径来优化反垄断罚款的裁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