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收益会计计量之所以出现，第一是收益会计发挥产权保护作用的需要，第二是会计收益计量发展的需要。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人们对产权保护的内容和形式的认知，是不断发展的。会计收益计量是会计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这决定了会计收益计量必须不断发展。会计收益计量的历史表明：一方面，会计收益计量的内容和形式随产权保护内容的发展而演进。企业生态产权的形成和生态需求市场的出现，既决定了产权权能实现形式的丰富，也决定了生态收益的计量成为建设生态友好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也是会计发挥产权保护作用的具体体现。由于现行的资产计价和收益计量制度在反映企业生态收益时的内在缺陷，进行相关会计制度改革势在必然。另一方面，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日益深入，生态环境作为企业利益相关方的观点逐步形成，保护生态产权的观点开始成为人们的共识。产权保护的需要和会计收益计量对产权保护作用领域认识的发展，推动了企业生态收益计量会计的产生。历史上，为推动企业生态绩效的计量，生态效率与环境收益观应运而生。生态效率强调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因此生态效率在企业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资源、环境问题的困境。但是，生态效率的过程理性特点和以人为生态系统中心的世界观，直接影响了生态效率理论作用的发挥。同时，生态效率的理论基础仍然是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存在一定的冲突。再加上，生态效率指标以相对数而不是以绝对数的形式来反映企业的生态绩效，更可能的是掩盖本已存在的问题。而企业生态收益指标既包含了生态效率的过程理性的特点，同时又兼顾了企业作为经济人重视结果理性的特点，是从过程理性和结果理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因而生态收益指标是生态效率指标的进化，更能促进企业生态行为的规范。从环境收益的角度分析，环境收益的基础是环境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基础依然是经济人假设。同时，从各国的实务分析，环境收益强调从成本和负债的角度，对企业的行为规范进行激励，权责的不对等直接导致其在实务中对企业环境行为规范效力的不足。另外，从系统学的角度分析，环境收益只是生态收益的组成部分。因此，生态收益和环境收益分别代表不同的世界观，生态收益观的出现，表明企业已经将自己看做生态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是生态经济人，按生态规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成为企业的选择。然而遗憾的是，在现实中，仍然有许多观点把环境和生态环境等同，没有无生态的环境，也没有无环境的生态。但是，由于支撑环境观、生态观背后的哲学观和理论基础存在根本区别，实际上二者代表着不同的认识观和方法论。就企业的生态收益而言，企业生态收益主要可以分为产出生态收益、功能生态收益和声誉生态收益。产出生态收益与企业的生产过程相联系，产品功能生态收益既指企业的生态化生产过程相连如企业利用残余物进行产品的生产而使生态环境好转形成的收益，也指产品在消费使用环节因具有生态友好功能而获得的收益：声誉生态收益是指可持续发展企业由于其持续不断的生态改进行为，使得部分生态友好企业同类存货与其他生态友好企业相比，有更高的产品价格、更广的市场容量或者资本市场上更高的价值等等而形成的收益。三种形式的生态收益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形成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案例分析和统计研究。对大唐湘潭电厂的案例分析告诉我们，传统的污染密集型企业也可以通过生产过程的生态化获得生态收益。其中，树立正确的资源观是企业获取生态收益的前提，延长产业链条，促使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生态化是企业获取生态收益的基本途径，而相关生态消费市场的形成以及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激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传统企业产业生态化布局的经济激励措施，则是企业获取生态收益的制度保障机制。除了收益激励作用外，来自相关生态环境领域的机会成本的对企业生态行为的规制同样重要。由于在我国企业生态行为的机会成本和机会收益的不对称分布，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成为我国相当一部分公司生态行为的主流。中海油康菲公司的案例技师证明。而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发生生态事故的样本公司与没发生生态事故的配对样本公司相比，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对比，不具明显差别，而净利润的增长，样本公司显著高于配对样本公司。说明在我国，采取措施，使生态因素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因素，以规范企业生态行为，任重而道远。同时，对企业进行生态审计，既有助于防止生态消费市场上出现柠檬市场，也而为企业的生态行为规范提供外部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