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法律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制度层面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着手，以重庆档案馆馆藏的民国司法档案为主要依据，着重梳理和展现在全民族抗战的特殊形势下大后方刑事司法生存的实然状态，在探讨大后方刑事审判的战争特点的同时，试图挖掘大后方刑事审判的法律价值与社会意义。本文选用目前学界较少关注的抗战大后方刑事审判之司法实践作为研究视角，并采用大量原始诉讼档案，具有一定的独到性和新颖性。为坚持长期抗战，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机关和大批工厂学校陆续内迁，以重庆为战时首都的抗日战争战略大后方得以正式确立。随之，政府机构、工矿企业和官员、社会贤达及法律精英、产业工人一齐迁移重庆，致使重庆城市人口剧增。战争带来的难民难童大量涌入后方，失业率攀升，难民居无定所，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腐败问题及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让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统制政策造成大后方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使得民不聊生，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为集中抗战力量，净化城市环境，稳定社会秩序，战时国民政府及重庆市政府大力革除烟毒、娼妓、赌博等陋习，推行社会赈济，以“新生活运动”为准则倡导新风俗。这些综合治理的政策和措施的施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全民抗战。然而，战争导致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巨变，国民政府行政低能和吏治腐化，加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封建帮会势力的影响和新生活方式的冲击与传统道德沦丧，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抗战大后方的犯罪和不法行为的产生，直接导致大后方刑事纠纷不断，各级法院的刑事案件收案率逐年上升。战时严峻的犯罪形势，危害了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利益，更为直接的是破坏了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利于抗战大业的进行。而在抗战大后方，严厉打击各类犯罪行为，就成为了直接支援抗战的一种手段。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态势和艰巨繁重的抗战任务，国民政府根据具体的战时社会、经济状况，出于适用战时形势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调适，试图规范各种社会关系，并引入大量的刑事责任条款，用刑罚的手段来维护统治利益。具体就刑事方面而言，国民政府颁行了大量的法令法规（特别法），部分冠之以“战时”和“非常时期”字样，新订或修正了贪污、盗匪、汉奸、烟毒、破坏粮政、妨害兵役、违反物价管制、违反私盐治罪条例，违反国家总动员法令，违反所得税等刑事罪名；同时在诉讼程序上进行简化和变通补救。但是，国民政府认为司法审判不足以应对剧变的抗战形势，以司法审判多囿于法律，且程序繁琐，有碍迅速结案为由，加强军法审判，限制司法管辖范围，将绝大部分特种刑事案件交由军法机关审理。在战时特殊环境下，军法审判能提高打击犯罪的效率；但其程序简单、片面追求迅捷、轻程序轻证据，以致存在严重的草率和舞弊情况，不断受到质疑。到了抗战后期，迫于政治需要和内战外交的压力，国民政府于1944年末颁行了《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规定除军人为被告外的特种刑事案件移归普通法院审理。全面抗战爆发前，从审判依据的渊源、结构、立法技术以及新式法院的设立、法官选任条件等角度看，国民政府司法审判制度的运行日趋成熟。但是，其“审级的重叠，程序的复杂，和费用的虚耗”，在抗战大后方犯罪高发、刑事收案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加上法院人手不足、经费困顿，使得各级法院诉讼效率低下，案件积压严重、久拖不决。于是，在种种内因和外力的推动下，国民政府认识到战时法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便在大后方开展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以适应整个社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新形势。在刑事审判制度方面，国民政府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战时调整，主要推行简化诉讼程序、试行巡回审判、改进检察制度、设立地方实验法院、公设辩护人等举措，以增加抗战力量，更好的发挥司法为抗战建国服务的功能。以战时重庆各级法院司法档案材料为依托，分析具体的刑事犯罪案例，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刑事审判机制呈现着明显的战时特色，如重刑主义倾向、司法效率优先、诉讼程序简化、宽宥因公犯罪、移归司法管辖等。通过对大后方刑事审判改革与实践的研读，可以发现战时刑事审判实践在大后方完成了以下几个任务：一是惩罚与战争直接相关的犯罪，如严惩间谍汉奸以利于抗战；惩治妨害兵役的营私舞弊行为，以利于兵源保证；惩治破坏抗敌军人婚姻的行为，以稳定军心；惩治后方税赋征收、盗窃军事物质的行为，以保障后勤等，以此确保抗战的军事胜利。二是，严厉打击犯罪，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维护后方社会秩序稳定，保障民众人身财产安全；如治理官员贪污渎职行为，客观上促进了吏治整顿、限制了行政权力，以保证战时良好政治环境之运行。三是，惩处破坏战时经济管制的行为，保障后方经济秩序稳健，昭示国家总动员政策。四是，提高诉讼效率，积极妥善的处理民事纠纷，减少了当事人的讼累，提升了司法威望，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种种涉及刑事审判改革举措的实施，实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一致，比如，简化审判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以减低司法成本、节约社会资源；推行军法审判，从快从重打击严重犯罪，以维护社会秩序；促使检察官检举犯罪，以维护稳定；减少积案，加快案件审理过程，以安抚民心、化解纠纷等。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抗战大后方的刑事审判改革和具体的犯罪惩治实践有着其自身鲜明的战时特色，顺应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契合了当时大后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有一定的进步价值。但其带有一些历史局限，如为追求效率，整个刑事审判过程中漠视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和对犯罪人正当程序性权利的保障，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特种刑事案件中，剥夺了被告的上诉权、简化司法监督程序、从快执行死刑，使刑事审判沦为维护国民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工具；国民政府一直标榜的司法独立不断沦丧，司法屈从于政治（军事、行政）的单一需求，其昭示的司法独立价值理念嬗变为一种功利的工具理念等，这些均值得反思和借鉴。当然本文还需要补充、引用大量的资料，尤其是抗战大后方其它地区的诉讼档案资料，以尽量完整的呈现大后方刑事审判实践的原貌；并提升有关诉讼制度的理论深度。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国民政府战时刑事审判实践对于战后刑事法律制度及新中国刑事法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