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江口大坝修建过程中,考古学家于丹江库区内,发现了大量东周秦汉时期的墓葬,如何对这些墓葬进行系统性研究,建立本地区的年代框架,厘清此区域内的文化特征,是考古学界亟需解决的一大学术问题。同时,大量这一时段内墓葬的发现,也为我们研究丹江库区东周秦汉时期的文化演进过程,探究文化变迁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信息,管窥周秦之际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正是基于以上两点,本文选取了丹江口和淅川两地出土的战国到西汉时期墓葬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等多种考古学理论方法,对这些墓葬资料进行系统分析探讨,以期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本文的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主要是器物类型学研究和年代框架论定。通过对部分青铜容器和陶器进行类型学研究,根据各器类的演变线索和器类之间的共存关系,将这些墓葬分为六期十四段,明确了各期不同的文化特征与内涵,并结合铜器、铜钱的相关研究,对此十四段墓葬进行了年代判定,第一到第十四段的年代依次为春秋晚期晚段、战国早期早段、战国早期晚段、战国中期早段、战国中期晚段、战国晚期较早的阶段至秦占领本区止、战国晚期中晚阶段（约当秦占领本地区至秦统一）、秦代、西汉建立至高后时、西汉文帝景帝时、汉武帝元狩五年以前、汉武帝元狩五年后至昭帝时、汉宣帝时或稍后、汉元帝至新莽时期。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主要是进行墓葬形制方面的研究。通过对墓葬结构的对比观察,将该地区此阶段的墓葬分为四类,分别为土坑竖穴墓、竖穴墓道洞室墓、土坑竖穴积石积炭墓、土坑竖穴砖室墓,其下又根据墓壁、壁龛、墓道以及积石积炭位置等方面,划分为不同亚型。结合分期断代的结果,从历时性角度梳理了各种类型墓葬的流变过程。之后对各种墓葬结构进行探讨,认为墓葬中的台阶结构主要是为了防止墓壁坍塌,很多报告中提及的生土二层台和熟土二层台大部分并不存在,本地区墓葬壁龛的存在是为了弥补墓葬空间不足而产生,竖穴墓道洞室墓是由关中地区输入的,积石层位于椁室上方的结构是为了防盗,积石积炭位于棺椁四周或墓底的情况主要是充当外椁的作用,砖室墓实际上也是“砖椁墓”,和木椁具有相同的丧葬意义。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本章关注墓地布局。选取了徐家岭墓地和阎杆岭墓地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徐家岭是一处战国时期贵族家族墓地,代表了本地区春战之际公共墓地衰落和家族墓地兴起的过程。且贵族的家族墓地中存在对内的一致性和对外的排它性特征,表明血缘纽带在高等级阶层中依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徐家岭墓地内部地位高低之分,地位高的人对墓葬位置有更大的选择权。阎杆岭是一处从战国延续到秦汉时期的平民墓地,包含着多个不同的家族墓葬,表明在低等级阶层中血缘组织关系并没有完全解体,但地缘组织关系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家族墓地的延续表明在重大的政权更迭过程中,底层社会依然有一部分人群保持稳定。同一家族的墓葬在随葬品、墓葬形制等方面也存在区别,表明家族内部也有一定的多元性。第四部分包括第五章,此章主要根据文化演变线索,探讨当地战国到西汉时期社会变迁的过程。该地区战国时期底层社会中存在一次渐进的自发性丧葬改革,这次丧葬改革的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生与死的区别,另一方面仿造贵族生活用具为死者营造死后的地下世界,希望死者在死后世界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秦政权占领本地区以后,在此地推行移风易俗的政策,表现在墓葬材料上则是一次文化突变,这种移风易俗是秦国在战国时期推行的社会改革的延续,背后的核心思想是严格社会等级的“二十等爵制”。西汉时期此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一直比较多元,这种文化多元,是政治权力放弃对丧葬习俗的管控而自发形成的。第五部分包括第六章,在前几章的基础上,对历史时期考古的方法论进行探讨。通过梳理“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发展和其面临的挑战,结合人类学的研究,将考古学文化定义为: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中一个特定的概念,专门指代那些反复共生的遗存的集合,也即我们常说的组合,这种反复共生的遗存现象,反映的是人类某种模式化的行为,其背后动因则是人类的文化机制。同时,指出历史时期考古在考古学文化命名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在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时,应该回归遗存现象本身,用组合方式来命名文化。考古与文献的关系方面,提出要从不同层面理解考古与文献的关系,在宏观层面文献有助于理解和解释考古现象,在微观层面则各自独立,但无论何种层面,都应以考古学的研究为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