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乃至各种政治文化言述中爆发了大量的疾病隐喻。中国被看作是一个沉疴在身的病体,而文学承担了疗救新生的功用。医学的隐喻手段不仅内在地奠基了现代文学,“疾病”书写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之一。但是本论文并不是“疾病”的文学主题史研究,也不囿于疾病隐喻的文化美学分析。论文题目锁定在“疾病言说”的用意是:晚清至五四的文学以疗救病痛的名义参与了现代中国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而我借用对疾病话语的勘察,尝试讲述这场缔造“民族国家”、锻造现代“主体”的“文学与政治”的故事。因此,不是疾病话语,而是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主体”与“现代文学”的起源构成了论文研究内在的主题和动力。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大致描述了晚清至五四的疾病言说状况,并指出疾病言说发生的源头实质乃是中国遭遇现代西方强权的“颠倒”话语。第二章通过对“国民性”话语的重读,深入具体地解释疾病话语发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变迁,同时展现了从晚清至五四,中国现代进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历史转折:中西之辩走向古今之争、新民至新人、知识分子的代际转换等。这些转折对现代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三章首先回顾晚清五四两次文学革命的发生历史,揭示现代文学通过想象、情感、以及主体塑造功能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共生关系。接着进入文学微观层面分析,概括晚清新小说中疾病隐喻的批判功能,并指出以往研究忽略的问题且分析其深层原因——晚清至五四小说中的疾病隐喻发生了变化,从“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变为“疾病的隐喻”(It’s Metaphors)。五四文学的“疾病”书写继续了对社会文化的批判,但更重要的是发挥了建构功能,辅助了现代文学对于“新人”/“现代人”的塑造,“疾病”成为“新人”/“现代人”的面相。第四、五章承接第三章的问题,以五四文学最早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作家——鲁迅和郁达夫的作品个案为中心,通过将文本和阐释史双重历史化,揭示现代文学如何以病的名义,通过表达特定的身体感受、特定的表达方式,创生出现代“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