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虽对代孕严格禁止,但由于巨大的市场需要,此立法上的禁止不但禁而不止,而且还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作为生物科技发展的新产物,代孕在许多方面的调整所带来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其消极影响,例如:改善独生子女家庭在失独条件下的生活质量方面,改变传统生育观念方面以及对我国老龄化社会现象的改善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我国只规定了禁止代孕,但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因代孕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解决路径、救济途径,出现了法虽有明文禁止,但是法却无明文保护的情况,这很可能导致代孕行为成为灰色领域,难以得到规制和监管。本文采用了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文献综述法对代孕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试图为代孕立法提供新的思路,以便解决代孕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正文分为四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首先对代孕的概念和其相近似概念的比较,区别于借腹生子和捐卵式人工体外受精的概念,从而确定代孕的概念。通过对代孕进行分类,根据代孕母与所生子女的基因关系进行分类,将代孕分成完全代孕、局部代孕和捐胚代孕;根据委托夫妻是支付费用的多少,将代孕分成商业代孕、补偿性代孕和利他主义代孕。然后通过对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司法现状和社会现实的分析,发现我国代孕相关立法的不足,为后文引出观点进行铺垫。第二部分对各个国家对于代孕的立法分析和比较,把世界上部分国家目前对于代孕行为的态度进行分类,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完全禁止型代孕、有条件开放型代孕以及完全开放行代孕这三大类国家。通过比较分析三大类国家的立法现状和实施现状,并结合我国的经济现状和历史文化传统,得出了我国应有限开放代孕合法化,同时代孕有限合法化应当与本国的习惯传统与现实需要相契合的启示。第三部分分析了代孕有限合法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对代孕行为与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论证,认为有限开放代孕并不会造成伦理道德秩序的混乱,并且从代孕合同可以在我国合同法现有框架下进行规制这一角度进行了论述,从而得出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实施代孕有限合法化是正当的这一结论。第四部分是我国代孕有限合法化规则的构建。笔者首先规范了代孕有限合法化的立法原则,然后对代孕合同效力的立法规制,一方面对合同中对于当事人主体资格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限制,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有关代孕问题,应当以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考虑,保证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和对于代孕过程中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另一方面,对代孕合同的内容也加以法律规制。接下来笔者对于代孕监管制度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畅想,明确了代孕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和主要职责。并对未来代孕立法、代孕监督管理机构职责和亲子关系的构建进行论证,对我国未来代孕有限合法化的进程提出了立法构想。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禁止实施代孕手术,但是对代孕母与夫妻的关系、代孕母的权益保障和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都没有对提供解决路径、救济途径等进行详细规定。我国的《婚姻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代孕的有关问题方面也是一片空白,所以对于代孕引发的问题,如代孕协议的效力、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以及代孕母是否应享有探望权等相关问题,都应当由法律进行明确的规定。我国对此则并没有相关立法予以规制,造成了法律实践中无法可依的困境。如果产生了当事人就子女的监护权发生了争议的纠纷而诉至法院,那么法院出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有必要对亲子关系进行确认,确定委托人或是代孕母获得子女的亲权。本文通过对其他国家关于代孕立法的比较研究,结合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旨在为代孕的有关立法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