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汉维语言文化的密切接触和交织,伴随着维吾尔族群体国语(汉语)水平的快速提高,维汉语混合现象(本文称“语码转换”)在维吾尔双语人相互口语交际中已成为一个自然常态,他们的语言生活、语言风貌发生着变化。维吾尔族双语人使用的语码转换已经成为维吾尔族群体总体语言使用的一种趋势。维吾尔族双语人的语码转换中使用的汉语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详情如何?它们对未来维吾尔语的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这些诸多问题都亟需得到解答,而答案则必须在深入研究后才能得到。同时,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分析在理论上有利于深化语言接触等研究,在实践上有利于我国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订。笔者是生活在乌鲁木齐市的、熟悉维汉语言的维吾尔双语者,是维汉语码转换的实践者,具有研究该问题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充分借鉴了他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基于乌鲁木齐市维汉双语者的非正式口语交际的语码转换的大量自然语料和个人实践,以基础语框架模式理论、对等限制理论、顺应论和标记模式论等为指导,对维汉语码转换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地探究,发现了很多新的语言现象,也对维汉语码转换问题有了很多新的研究结论。第一,在维汉语码转换过程中的句法层面上,重点探讨了动词的嵌入规则问题。本文以生成语法为向导,从制约关系最复杂的动词入手,大篇幅讨论汉语动词的嵌入规则,旨在从静态视角探索维汉两种语言相互作用后产生的语言变体,努力揭示产生这种变体的深层原因,解答怎么融合,为什么这样融合的问题。具体结论有:(1)来自孤立语的汉语客体动词(V 汉)嵌入到形态复杂的维吾尔语基础语框架时,受到强制性句法制约,因为基础语功能类f-选择的补足语(V汉)的语法特征必须与功能类的相关特征匹配。为了得到功能类的支配,V汉必须顺应基础语的要求在句法角色上“弃动从静”,以静词“身份”与基础语指派的轻动词“qil-/bol-”或动词化语缀“-1A-”结合,才能受到基础语功能类的句法制约,得到时、人称、肯/否、体、态、式等语法功能。汉语单音节动词(V汉单音)还额外受到汉语双音化韵律制约,通过韵律垫音“Le”变为双音化,才能与轻动词结合。本研究同时加以论证了维吾尔语本身对此已有的韵律感知力,这是本文的重要创新之处。(2)维汉动词混合体总是发生在两种语言的表层结构相互映射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转换的语码同时符合两种语言的语法规则,构成对等制约关系(占91.75%),而少部分V 汉只遵循其中一种语言的句法或语义规则,而违背另一种语言的相应规则,构成“第三种语法”(占8.25%),但句子整体结构完全能被接受。(3)基础语的功能结构直接投射于作为补足语的静词类嵌入成分上,不增加任何辅助成分,与被替代成分同值交换。维吾尔语对静词类嵌入成分的包容性导致大量维汉合璧词的产生。比起静态转换,动态转换的意识程度比较高,顺应的动态性更加注重交际中的语用策略。第二,语言功能层面上的维汉语码转换。语码转换是说话人为自己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高利益的“算计”行为。客体语的以下功能优势总是起到转换语码的理据。(1)音节的多寡上,汉语在词法和句法上表现出其它语言少有的经济简便性,汉语数词和缩略语的简便性更为突出。(2)当基础语在词法、句法或语义上很难找到最佳表达时,便顺应客体语的优越性来填补缺位,使得语言表达精准到位,用最低的成本获得最高的利益。(3)在特定物理环境下,特定的汉语词语在语音的清晰度上表现出一定的优势。第三,语用层面上的维汉语码转换。语码转换又是交际者在社会心理动机下的语用策略。在交谈中,社会语境的客观特征与说话者的主观心理交错在一起。维吾尔双语者通过语用策略,根据不同的社会场景,确立新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说话者借助合理的语码调节与对方之间的心理距离,照顾到交际对象的心理感受,在礼貌原则的支配下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本文在以上主要结论的基础上,还探讨了元语言引用、语言习惯、语用得体等与维汉语码转换相关的问题。但由于能力和时间所限,本文无论在材料搜集还是在理论分析上都存在不足。今后会进一步搜集语料,提高语言学理论水平,在语码转换的研究上能更加深入。也希望藉此在理论上为语言学发展添砖加瓦,在实践上为我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进而为我国的稳定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