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经济运行从高速增长到稳中求进,背后反映的是从投资型向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政府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直接关系到内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居民对于公共物品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就公共物品供给现状而言,基础设施类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投资增长依旧势头迅猛,而教育、医疗等民生性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相对不足。中国在1994年实行了影响深远的分税制改革,政治集中与经济分权是理解中国财政分权取得成功的关键。财政分权是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新调整,而财政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是财政管理体制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体现在财政支出上便是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本文试图从财政分权及地方政府行为视角分析中国公共物品供给情况。具体而言,通过梳理财政分权理论,阐明财政分权具有的激励约束机制。公共物品供给现状的展示让我们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接下来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刻分析。本文认为,经济分权带来的有效财政激励与GDP导向的政府绩效考核共同影响了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分权使得地方拥有更大的财政自主权,而中央政府决定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是基于GDP挂帅的政绩考核,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的双重作用及两者的交互影响使得地方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标尺竞争,M型层级制为竞争激励机制在政治组织发挥作用提供了组织架构基础,进一步巩固了激励机制的作用。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了以上结论。通过1995—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财政分权以及政府竞争行为分析了对不同性质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分权对基础设施类经济性公共物品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教育类民生性公共物品的影响则显著为负。进一步的,我们发现,财政分权随着政府竞争程度的加强而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产生变化。通过分东中西部地区的研究,验证了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行为对公共物品供给存在区域差异。因此,为缓解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完善政府治理体制显得尤其重要,特别是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未来需要加大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指标权重;财政制度需要根据财权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进行改革,明确财政支出责任在政府间划分:此外,还需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