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脱离理论是用来解决共犯关系形成后,共犯之一由于各种原因脱离后对其他共犯的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是否还要承担原定责任的问题。自共犯脱离理论滥觞于大塚仁教授的“障碍未遂准用说”以来,有关该理论的探讨和争议就从未停止。在日本,“障碍未遂准用说”“因果关系切断说”“共犯关系解消说”“欠缺意思联络说”和“类比中止犯考量说”等学说先后出现,各执一词。其中因果关系切断说目前在日本占据通说地位,但是依然饱受批判。相较日本,我国对共犯脱离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同样众说纷纭,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在此背景下,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共犯脱离理论减免共犯责任的情况极为少见,几乎为零,并存在与中止理论混淆、成立条件不清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共犯退出理论缺失的体现,同时也是违法连带原则扩张性的结果,而研究共犯脱离理论不仅可以贯彻个人主义原则,完善共犯体系,还可以解决实践困境,助力精细化量刑。在共犯脱离中亟待明确或解决的问题如下:第一,找出共犯脱离的理论依据。“共犯关系解消说”与“因果关系切断说”均是脱胎于因果共犯论的理论学说,前者将脱离的焦点放在共犯关系是否存续上,而后者更重视行为与后果的因果关系是否被切断。鉴于因果性（特别是心理性因果）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切断的先天劣势,共犯关系解消说更能适应实践中千变万化的需求。在行为人脱离之后,其他共犯形成了新的犯意并据以产生最终的结果,故而脱离者对于脱离后产生的犯罪结果并不负责。这既是违法性和有责性减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又是“架设后退的黄金桥”的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第二,厘清共犯脱离理论的体系地位。经过无数学者的不断努力,共犯脱离与中止理论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已经在学界达成了广泛共识。二者不仅对有效性和任意性的要求有所不同,而且也有迥异的法律效果。但是二者依然有一定联系,成立共犯脱离有可能构成犯罪中止。除此之外,脱离理论与共犯实行过限、共犯中止理论也在适用情况、成立要件等方面有所差异。第三,明确共犯脱离的成立条件。根据共犯关系解消说,脱离者因自己的退出行为而解消了既存的共犯关系,达到其他共犯要继续实施乃至最终完成犯罪,至少必须通过犯意的再确认而形成新的共犯关系的程度,即可成立脱离。任意性、阻止他人犯罪并非硬性的要件,也不需要他人的认可和同意,但一般情况下要求其他共犯的知情。片面共犯、状态犯、结果加重犯在具体条件中也略有不同,故须单独阐释。第四,明晰共犯脱离的后果。以实现共犯消解的最后一个条件成立的时间点为准,脱离者对于脱离后的他人行为和后果不承担责任。对于脱离前的责任承担,根据脱离阶段的不同和任意性的有无分别成立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同时,根据脱离的时间点和主观因素也可适当考虑量刑的酌定情节。第五,探讨我国借鉴共犯脱离理论的方式。共犯脱离应作为与共犯的承继相对应的概念,成为共犯体系中的退出机制,具体而言,对于以往“部分实行、全部责任”“一人既遂、全部既遂”和“一人着手、全部实行”的传统观念有着突破性的认识挑战。关于立法模式的选择,不改变刑法条文,而是以司法解释方式提供相关依据更为灵活便捷,更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