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司财务决策的三大核心之一,股利政策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自从1956年Lintner对公司股利进行开创性的研究以来,先后出现了信号传递理论、MM股利无关论、股利代理理论、大股东侵占理论、投资者迎合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监管迎合理论等众多经典理论。通过对股利理论的全面梳理,本文发现了股利代理理论的优势与不足。发挥理论优势、弥补理论不足,股利代理理论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股利分配之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重要性也引起了我国监管机构的注意。从2000年起,证监会推出多项措施引导上市公司进行股利分配,逐渐形成了将股利分配与股权再融资资格相挂钩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可见,股利分配在实践中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本文的第1章介绍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对本文所涉及到的主要概念进行界定,说明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明确研究方法,并对文章的创新点予以阐述。第2章是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从国外与国内两个维度对股利理论进行全面梳理,详细分析股利代理理论的优势与不足,为本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3章为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统计分析。选取1997-201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首先对现金股利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总体情况展开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受到监管政策的显著影响。根据不同的股利支付特征,本文将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划分为三个阶段。其次,分析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创业板等不同交易板块的股利支付情况,发现上交所主板与深交所主板股利支付意愿与股利支付水平的走势保持一致,创业板的股利支付特征则存在独立性。再次,分析股利支付的行业特征,根据股利支付公司占比与股利支付水平两个维度,将行业划分为高股利行业、低股利行业、股利集中行业与股利分散行业。最后,对典型的股利支付公司展开分析,发现得益于利润的累积,银行与传统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股利支付较高。第4章为现金股利与公司绩效的中介效应分析。在这一章中,结合徐寿福和徐龙炳(2015)与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选择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一年中实际支付的现金股利刻画四种不同的现金股利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通过逐步检验,发现现金股利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提高公司绩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排除了因果倒置、样本自选择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认为该中介效应结论是稳健的。肯定了现金股利在降低代理成本方面的作用,证明从代理理论的视角,现金股利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支付现金股利具有收益性。第5章为支付现金股利的财务风险成本研究。尽管此前Bhattacharya(1979)、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分别从外部融资成本提高、潜在投资机会丧失与税收等方面阐述了股利的支付成本。但本文引入Altman(1968)提出的财务困境Z值与MacKie-Mason(1990)的修正Z值刻画公司财务风险,能够更加全面的分析现金股利可能带给股利支付公司的负面影响。根据数据的检验结果,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支付现金股利会提高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但现金股利加剧财务风险的后果不会受到代理冲突、高管权力、董事会独立性和控股权性质等因素的影响。总之,现金股利存在支付成本。第6章为现金股利与代理成本的门槛效应研究。本章引入内部控制的研究理论,认为现金股利能够降低代理成本的关键在于其可以减少管理者手中的自由现金流,约束管理者所掌控的资源。可见,现金股利应当是降低代理成本的“软约束”;相比而言,内部控制是企业制定的用于管控管理者与其他员工合规性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具有“硬约束”特性。而“软约束”的有效性需要建立在“硬约束”有效的基础上。由此提出理论猜想: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支付现金股利不能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支付现金股利才具有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本章通过建立面板门槛效应模型,验证了这一假设。第7章为现金股利与公司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本章改进Rozeff(1982)与徐寿福和徐龙炳(2015)模型,通过公式构建股利支付收益与成本的均衡关系,找到新的均衡点,认为该均衡点理论上应当是内部控制质量的阈值。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估计。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支付现金股利成本高于收益,会降低公司绩效;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支付现金股利收益高于成本,会提高公司绩效。此后将这一结论引申至股利支付“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为破解“股利之谜”提供文献支持。最后为本文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总结本文的分析结果并基于此向监管层、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分别提出相关科学性建议,具有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