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以来,它在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转型,反腐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尤其是近几年所查处的腐败案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腐败主体从村官至国家级高官都有涉及,贪腐金额数量巨大,腐败方式也在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下变得愈发隐蔽,使得纪检监察机构查处腐败问题的难度增加,任务更重、范围更广。尽管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后,不断提出了一系列的打击腐败的新要求、制定了一些列规范党政机关和人员的制度,决心以零容忍的强硬态度严惩腐败、根治腐败,但是层出不穷的党政机关和人员违政违纪案件间接地显示出我国纪检机构的职能发挥仍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从以往的研究来看,我国学界认为影响合署办公中纪检监察机构效能发挥的主要原因在于合署办公这一制度问题,认为纪检和监察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机关,在权责各方面都存在不同,不适合在一起办公;还有的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其双重领导制度阻碍了纪检机构职能发挥,主张从制度改革上提出对策建议。本文认为,提升合署办公中纪检机构职能发挥可以从准确界定其职能定位上考虑,这也符合新形势下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的“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新要求。清晰的职能定位,不仅可以使合署办公中的纪检机构明确“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提升纪检工作的有效性,而且有利于保障党的执政地位。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选题的背景及意义,总结了国内外对这一选题的研究成果,并简要介绍了笔者对本文的构造思路和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权力制衡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以这两大理论作为本文探讨合署办公纪检机构职能问题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以深圳市大鹏新区纪检监察机构运行现状作为实例支撑,探究了合署办公中纪检查机构取得的成效及职能定位上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边界模糊、权责不明;事事参与、忽略主业;注重惩治、轻视预防;抓大放小、监督不全。第四部分分析了出现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法规对纪检监察机构规定的权责不明确、纪检监察双重领导体制的固有缺陷、过度依赖纪检监察机构的纪律惩戒职能及其工作机制不完善。最后第五部分,针对问题提出了职能定位要向权责明晰、聚焦主业、预防与惩治相结合、重点与全面监督向结合转变四个方面的建议,以期能对我国合署办公中的纪检监察机构改革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