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二流堂”逐渐从一系列怀人忆旧的文章、专题性回忆录和人物传记中浮现出来,但这些回忆性书写大多停留在事实层面的叙述上,较少进行深入的分析性研究。本文努力要做的是,将“二流堂”放在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境中加以讨论,在文学史构架中考察“二流堂”具有的丰富性,而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二流堂”来看共和国文艺自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而揭示“二流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所具有的意义。本文首先考查了“二流堂”的历史流变,较为细致地梳理了“二流堂”在1930至1950年代的文艺活动,这些文艺活动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构成了“二流堂”自身的历史,也为“二流堂”在“反右”和“文革”期间的遭遇埋下了伏笔。因此,讲述“二流堂”的“故事”,是为了呈现“二流堂”在1949年前后与左翼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而将“二流堂”在1980年代的活动也纳入这一部分来讨论,是因为我试图通过“二流堂”的“回归”及其对“新时期文学”乃至1990年代文学格局的影响,来呈示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与1950年代乃至更早时期的文学之间的呼应和连接。作为一种文化人的集合,“二流堂”在革命战争时期作为革命的同路人,与中国共产党拥有相同的政治诉求,表现在文艺思想上也是认同多于分歧的;新中国成立后,“二流堂”由于依然坚持其固有的的文艺思想,而同日益激进化的主流文艺思想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甚至冲突。讨论“二流堂”的文艺思想、“二流堂”文艺思想与主流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挖掘“二流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命运悬殊的原因,并为今天提供若干启示。另外,讨论“二流堂”的问题,夏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作为知名作家和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夏衍对“二流堂”的影响至关重要。讨论夏衍的文艺活动、他直接领导的上海的文化改造和以及他个人独特的文艺思想,目的是通过夏衍与“二流堂”、夏衍与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揭示共和国文艺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总之,本文既力图从宏观的视野,在一个比较大的时间跨度上来把握“二流堂”的历史、思想和重要人物;更注重从微观的角度来细致考察“二流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折过程中的表现,描述新旧交替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融合与冲突。而通过“二流堂”所呈现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描述,揭示那些在文学史叙述中被忽略甚至抹平的历史细节,丰富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感知,这正是“二流堂”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特有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