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着这个国家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世界总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创新能力是提升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提高本国的创新能力。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其制度创新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有利于降低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成本,提高权力中心制度安排的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地方政府既是经济调控的主体,又是经济利益的主体,其双重角色的矛盾与困惑,引发了价值取向的迷乱和行为的失范。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层层深入展开,地方政府权力主导下的区域经济逐渐形成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诸多差异性模式。其中,苏南模式发展的路径既具有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约束所形成的共性特征,又具有微观政治经济环境约束所形成的区域独特性。苏南发展模式变迁经历了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苏南模式”经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从目前来讲,“新苏南模式”的第二重循环尚未完成,制度均衡局面的形成还有赖于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苏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论文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苏南改革开放30年进程获得的重要认识,就是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苏南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南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始终牢牢抓住转变职能这一核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走出了符合地方实际的科学发展道路。　　 进入新世纪,苏南地区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体制创新、社会进步等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在传统苏南模式的基础上发展成“新苏南模式”。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苏南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目前苏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不和谐、不稳定、不平衡的因素,如资源短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因此,苏南地区政府需要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更高层次上完善“新苏南模式”。　　 论文的主要观点是:(1)从历史进程来看,苏南地区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受到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的极大影响,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适宜的非正式制度与“苏南模式”间存在着选择性亲合关系；(2)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苏南地方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对制度的发展形成博弈,如果苏南地方政府强势,则政府创新制度的意愿和能力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如果地方政府和市场相互合作,则博弈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均衡路径,市场机制推动制度自然发展；(3)苏南地方政府应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使民间力量发挥主导作用,促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动,形成新的适宜的社会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