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江地区城镇是广西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清代是右江地区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右江地区城镇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右江地区的开发史。清代以前,右江地区受制于特殊地理环境,区域开发较晚、发展缓慢,阻滞了右江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清代,随着改土归流等一些列措施的推行,右江地区得到了开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在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涌现了一大批城镇。回顾右江地区的筑城史,右江地区城镇兴建的过程,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央王朝力量在右江地区深入的过程。综合考察宋以来桂西地区城市的建设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工朝是如何逐步将右江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的。这一过程也体现了中央王朝势力和地方少数民族统治势力此消彼长的博弈历程。羁縻体制作为中央王朝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手段,对右江地区的城镇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宋代是右江地区方志中有明确筑城记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筑城活动以修建军事堡砦为主。明代右江地区的筑城活动主要体现在土司筑城方面,这些土司城虽然很小,但也反映了明代右江地区土司强大的力量。此外,明代思恩府改流之后的筑城活动,成为了后世土司治所改流之后筑城的典范。清代中前期,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右江地区得到了开发,城镇发展迅速,右江地区城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清代后期,国家危机日重,随着右江地区边防地位的提升,右江地区从化外边荒之地成为了国家南疆的边防重地,右江地区城镇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建设和发展。清代右江地区城镇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城镇的兴起和建设等方面,更体现在右江地区城镇体系的形成和中心城镇的确立这两方面。清前期,中央王朝统治力量尚无法深入少数民族力量强大的右江地区。因此,清政府改思恩军民府为府,将右江地区置于其管辖之下。清中期,中央政府推行改土归流,这意味着地方权力的变更与重组,土司原来所掌控的地力军政、财税、司法等权力被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员所取代,改变了原有的行政体系和行政方式。这一时期,清政府在右江地区设置了泗城府和镇安府,同时又析土田州地设置百色厅,在这样的背景下,右江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新的行政等级体系开始形成。清后期,百色又逐渐成为了右江地区的行政中心,右江地区城镇行政等级体系又发生了变化。与右江地区城镇行政等级体系一样,该地区的经济网络体系也在清代形成。这主要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环境、长途水运的发展、滇粤铜盐贸易等因素的共同推进。随着以右江干流为中心的经济网络体系逐渐形成,百色城也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右江地区经济网络体系的中心。随着右江地区行政等级体系和经济网络体系的逐渐形成,百色逐渐成为了右江地区的中心城镇。清代右江地区城镇的发展有着其显著的特征。右江地区城镇的发展始终与其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这集中体现在“瘴”与“羁縻”两个方面。在清代以前,“瘴”与“羁縻”极大地阻碍了右江地区的开发和城镇的发展。清代中期,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行,“羁縻”体制开始崩溃,大量移民进入右江地区。这一时期垦田开荒活动日趋频繁,使得“瘅”逐渐消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右江地区城镇得到了发展。右江地区城镇发展带还有明显的边疆性、民族性、不平衡性和依附性等特征。右江地区地处边疆,同时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城镇发展的历程中,有着明显的边疆性、民族性的特征。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该地区城镇的发展落后于桂东地区,在其内部又体现为右江沿岸城镇发展快于山区城镇,汉属州县城镇发展快于土属州县城镇的特征,这反映了右江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平衡的态势。右江地区城镇发展又有着明显的依附性,这主要体现在其发展始终未形成自身的内在动力,它的发展主要依附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政策的实施、外来移民经济力量的拉动、邻近省份需求的推动,城镇发展容易受到外来因素地影响。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清代右江地区城镇的发展。在民国和新中国时期,这些因素对右江地区建设的过程中依旧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