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会见记》是一部长达二十八幕的佛教说唱剧本。它不仅是我国古代维吾尔族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且也是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现存最早的剧本,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回鹘文本的跋文中明确记载了该剧本由西向东的传译过程。目前存世的《弥勒会见记》主要有两大文本,一为吐火罗文本,一为回鹘文本。上述两文本的问世均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热议,为中亚语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纵观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将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的对勘研究尚处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凤毛麟角。本论文选取同题异本展开对勘分析,以期对回鹘语文、佛教流变、语言接触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文献资料。本文选取季羡林先生译释的新博本《弥勒会见记》和耿世民先生解读的哈密本《弥勒会见记》为研究底本,全文共分四章,前三章按照吐火罗文本的顺序,对照回鹘文本的前三品内容,以新博本的编号顺序将吐火罗文本和相应的回鹘文本内容细化为一节,其中第一章八节,第二章十五节,第三章十节,共三十三节内容。具体而言,每节中采用吐火罗文转写和汉文译文、回鹘文转写和汉文译并举的形式,对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中所具有的共同内容进行逐句对勘。对勘内容涉及两文本的增删、有无、措辞差异和文学特点等方面。第四章主要从普通语言学角度切入,关注语言接触视野下的《弥勒会见记》的词汇分析。本章由三节构成,分别以“kim”句法功能、回鹘语词汇的语音演变、佛教外来的构成等为研究重点展开分析。具体而言,第一节选取回鹘语中的特例“kim”进行分析,从该词在现代突厥语中的词性和意义为切入点,反观其在古突厥语——回鹘语中的句法功能,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突厥语大词典》和《金光明经》为参考,摘取上述文献中kim在句中的用法及其功能,勾勒出该词在古突厥语中的历史演变轨迹,以期对该词由古至今的演变过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探析该词的句法功能的变化的缘由。第二节以《弥勒会见记》中部分回鹘语的语音变化为视角,分析该文献东传过程中,中介语——吐火罗语对回鹘语的语音演变带来的影响。学界认为《弥勒会见记》最初以古印度语为源语言,东传至西域又被译为吐火罗语,终以回鹘语为载体记录下来,在这一传译过程中,包括吐火罗人在内的西域诸民族曾起到了桥梁作用。而作为中介语的吐火罗语对回鹘语产生的影响尤以语音方面最为明显。当梵语词尾为-i/-i时,在回鹘语中变为-i、-u；-n则变为-u；-in变为-i；-jit变为-ci,这一演变说明通过了吐火罗语的过渡。在吐火罗语中,元音弱化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古代译经师傅们谙习这一现象,于是按照吐火罗语音规律将梵语中的词尾-a改变为-e；当其被译为回鹘语时,又经改造变成了-i。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梵语词尾到回鹘语词尾的转化都经历了梵语——吐火罗语——回鹘语的过程。第三节重点分析语言接触视阈下的佛教外来词。民族融合、外来宗教的传入等因素都可或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不同质素语言间的接触。本节以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前三品中的佛教外来词为研究对象,将佛教外来词划分为音译外来词和意译外来词两大类。对于音译的佛教外来词,我们按照人名、神名、经名、地名、专有名词将其归为五类,分别列出上述词语的梵文、吐火罗文和回鹘文三种不同形式,并简单概括梵文词语回鹘语化的规则。对于主要用于表达佛教的教义、制度、仪规、寺庙殿堂等词语,在回鹘语中并无对应严整的词语,为了既能保持佛教词语的原意,又能确保该类词语在西域的接受与流通性,译者采用意译的方式将此类词语回鹘语化。文中选取约24个词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意译方式来进一步说明佛教外来词的回鹘语化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