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亚与中国新疆之间在地理环境、社会人文、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密切联系,本文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相关理论学说,分析梳理出了不同历史时期中亚民族问题的由来、发展和表现形式,并进一步分析了在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下不同历史时期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民族关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本文内容结构分为前言、第一章至第五章和结语。在论文的前言中,主要阐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以及对几个概念的界定。第一章主要从地缘政治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中亚五国和中国新疆之间的关系,以确定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分析了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之间的地理联系、历史渊源和同源跨国民族,以阐明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基于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章界定了对中亚民族问题研究的起始时间为沙俄时期,探讨了沙俄时期中亚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其对中国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19世纪60～80年代沙俄通过侵略扩张,将整个中亚地区纳入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之中,沙俄对中亚地区各民族的殖民统治和中亚人民的反抗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中亚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伴随着沙皇俄国对中亚的征服和占领,使得18世纪中叶就归属为清王朝的新疆,其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沙俄残酷压迫和侵略中亚各族人民的同时,沙皇俄国也逐步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新疆；在沙俄残酷的殖民侵略和统治下,中亚地区与中国新疆之间形成了大批的同源跨国民族；同一时期属于中亚地区的浩罕汗国对中国新疆也进行了入侵及扩张,由此所造成的阿古柏之乱给新疆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第三章阐述了苏联时期被纳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的中亚,其民族问题的表现以及对同一历史时期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疆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不可否定的是在列宁“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的民族纲领的指导下,苏联时期中亚各民族获得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发展,但由于苏共民族政策中的一些严重失误也不可避免地对中亚民族关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相对于苏联时期中亚的稳定快速发展,中国新疆在同一时期却经历了民国时期混乱的军阀割据统治和新中国建立后30年的发展与变化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民国时期“孤悬塞外”的新疆受到了俄属中亚大批难民流入、“民族自决”思潮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侵入的直接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伴随新疆的地缘政治环境从“友好的后院”到“反修前线”的变化,这一时期,既有来自苏联后大门中亚的影响,也有20世纪50年代来自苏联中亚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同时也有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方面通过中亚针对新疆策划的边民外逃事件。第四章分析了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的凸显以及同一时期对中国新疆的影响。伴随苏联的解体,使中亚地区出现了五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复杂的民族成分、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历史上就存在的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得这些刚刚踏上独立道路的中亚五国,不得不而对现实中复杂的民族问题：中亚俄罗斯人问题、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争议和跨境民族问题、中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出现等。同一时期,伴随中亚五个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中亚一系列民族问题的涌现,在地缘政治和民族宗教因素的作用下,中亚地区的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冲击,并对中国新疆的长治久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亚民族独立本身对中国新疆就存在重要的示范和刺激的作用；在中亚“大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中国新疆地区的主权受到了严重侵害；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也给中国新疆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疆独”分子分裂祖国的妄想再度被激活,并组织和策划了一系列旨在分离祖国的暴力恐怖事件。第五章指出自“9·11”事件后,作为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重要依托,中亚各国在美国的国际战略棋盘中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伴随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中亚地缘政治战略地位的提升,中亚的民族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包括不容乐观的地区安全、日益猖獗的“三股恶势力”,以及西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插手中亚事务所造成的“颜色革命”。新世纪新阶段,伴随中亚地区地缘战略地位的新变化和民族问题的新动向,中国新疆的社会稳定同样受到了来自中亚方面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结语部分通过对中亚民族问题演变的总结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的影响研究,一方面总结出要客观而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的发展和产生,另一方面面对来自于中亚方面的负面影响和冲击,认为只有做好、做强新疆的民族工作,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对外部影响的抵御能力和防范能力,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