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整个中国书法史，清末民初时期的书坛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盛行近千年的传统帖学书法已被碑派书法完全取代，一时间出现“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的现象。碑学书法欣欣向荣，至道光时期发展到鼎盛，却未能逃脱物极必反的规律。由于当时崇碑抑帖风气严重，开始因矫枉过正而出现了单调、草率、程式化等流弊。当时的有识之士提出重新认识帖学，甚至一代倡碑者康有为在晚年也有企望碑帖结合之意向。这一结合并不是一味复辟“二王”，也不是碑与帖的机械罗列和拼凑，而是将二者进行有机地、形而上地融合。　　沈曾植应运而生，担起碑帖结合的重任，沈氏学书，由帖入碑，却未受时风影响，完全摒弃帖学，他广取博收，求变犯险，苦心经营，最终水到渠成，以碑帖结合面目自成一家。当然，与其同时代走碑帖结合道路的书家不在少数，但像沈曾植一样能在碑学书法一统天下的大环境中仍保持客观、平和、清醒的碑帖观，又在书法实践中自觉地进行碑帖结合，并取得成功的书法家是前所未有的，加之沈曾植复古出新，学养咏之。因而，他对后世的影响具有特殊意义。碑学与帖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法史观，时至晚清，碑与帖都经历了极盛期，二者结合是书法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如今仍是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