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世界银行在《国别财富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法治指数”这一概念。随后,法治指数作为一种用于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法治状态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青睐。近年来,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不断深化,学术界和实务界就“法治指数”的相关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建立一套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具体的数值来客观评价当代中国法治化程度,显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而如何认真理性地对待“法治指数”,如何科学稳妥地进行“法治指数”实践,使指数评估成为一种检视我国法治现状的创新制度,自然也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法治指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时间较短,因而,学术界对法治指数的概念界定还相对模糊。于是,本文首先对法治指数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其与“法治评估”、“法治指标体系”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笔者认为建立一套完备的法治指标体系是进行法治评估的首要步骤。而法治指数是法治评估的一种具体实践形式,它最终以一个数值的方式来表现评估的结果。其次,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本文对法治指数建构的合理性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既然法治指数实践活动方兴未艾,那么,它必然有着内在深刻的合理性。无论从法治内涵的可分性、价值基础的统一性还是从实证主义方法的支撑等维度,都可以为法治指数构建的合理性作出考证。法治内涵的可分性决定了法治要素的可提取性,进而才使得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具有了可能。实证主义研究的兴起,又为法治指数的数量计算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而从价值哲学的视角也可以论证法治指数建构的合理性。法治指数虽然有着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在法治价值相对统一的前提下,其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也完全可以发挥它的正面导向作用。国内外法治指数实践的热潮,更是印证了对法治进行指数化评估是一种行得通的做法。但是,法治指数毕竟是一个“舶来品”,它在与中国的环境对接时,依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如:法治内容的不确定,导致了评估标准的繁杂;数据来源缺乏一定的可靠性、评估主体的非独立性都让法治指数的可信度降低。最后,基于前述问题的分析,本文从“观念—顶层设计—具体的运行制度”三个层面来对我国法治指数的完善提出建议。法治指数代表的并不单单是一个数值,而是一种认识法治的思维方式,一种在实践中解读法治的方式手段。它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推动我国法治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