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自诞生之际开始，就秉承了人类超越的天性。但长期以来，大学这一天性常被遮蔽和忽视。人们将适应社会需要视为大学的宗旨，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将大学教育当作实现其目的的一种手段，这必然会导致大学在社会中的工具性地位。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大学不但未能如人所愿地适应社会的各种需要，而且大学自身的主体性和持续发展能力也在不断削弱。为此，超越工具地位和器物需要的大学超越论逐渐引起人们关注。 哲学意义的“超越”包括三重含义。这三重含义其实是两个范畴：一是表示状态、相互对应的“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一是表示过程、动词含义的“超越”。“外在超越”指向“超验的”或“先验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学问叫作形而上学，大学常称之为基础理论；“内在超越”是中国哲学用语，其教育学意义主要在于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和教育内容的非功利性。而动词意义上的“超越”则是指超越的途径或方法。人的超越性从何而来?有这样几种不同却又相互交融的理论：一是“未完成论”或者说“空缺论”；二是马斯洛的“需要论”；三是“自由意志论”。教育与人的超越性彼此不可或缺，大学既是人实现超越的场所，也是人超越性的高度体现。 分析大学的超越性，应从大学最基础的日常事务着手，也就是说大学的超越性就体现在它最基本的职能之中。大学的基本职能通常被认为有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三项。科学研究对大学来说非常重要，而基础理论研究又是科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对西方大学影响深远的自由教育，强调的是超越功利、注重普遍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与本文的超越观吻合；而作为近代大学第三项重要职能的社会服务，在理解上却存在着文化上的隔阂(现在一般所理解的社会服务职能只是一种狭隘的经济学概念)，大学对社会的重要作用主要在科研和教学职能中体现。 大学的超越性还表现在大学组织的整体运作之中。这从下列三组概念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超越与适应、超越与定位、超越与保守。其中，“超越与适应”对应大学系统对社会的超越，“超越与定位”对应大学系统内部个体间的超越，而“超越与保守”对应的是大学组织个体自身的超越。上述三组概念明显具有递进关系，通过对它们之间涵义异同的辨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大学超越性的内涵。 大学的超越性多年来并不为人们所关注和承认，这种困境究竟如何形成?通过历史维度的对比可以发现西方大学是白下而上生成，有着鲜明的“内生性”表征，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并成功地保持了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中国大学则是在特殊情形之下由政府主持创办，表现出明显的“外生性”特征。中西方大学的形成中有着“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两个相逆的趋势，这对于大学精神的沉淀与大学制度的形成都有很大影响。从现实层面的分析来看，制度并非是外在于大学的一个框架，人的观念与思维对制度的形成亦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制度的变革是上层建筑和基层群体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