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学者肯定周作人在现代散文的发生上“先驱者”的角色。无论是“美文”概念的引入,还是《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等实践“美文”理念的散文集,都给予充分的关注。同时,因为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出任伪职的经历,他的后半生声誉几乎毁于一旦。由对这段历史的否定而否定其30年代以后的散文创作,不能完整反映出周作人的思想演变轨迹,也不能完整评价其对现代散文的贡献。本文以1930-1937年间周作人所创作的抄体散文为研究对象,由梳理“美文”“杂文”这两个基本概念出发,进而从反讽修辞的运用、行文结构布局、主题的选择以及抒情方法的演变四方面来论述这样一个命题,即：与其说抄体散文是美文,是周作人自娱自乐的产物,不如说它是杂文,是有着深刻观照中国历史与现实内涵的杂文。引入隐含作者的概念,来看清周作人最终如何在观照现实与雕琢技巧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开拓了现代散文表达之可能。而对抄体散文的重新定位,也是重新评价周作人历史地位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