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济和环境之间矛盾的关键在于环境技术进步,只有清洁技术在经济活动中逐步取代非清洁技术,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向清洁方向转变。环境技术进步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发展速度低于社会福利最优水平,需要政府环境政策激励才能快速发展。因此,研究环境技术进步内生机理和检验环境政策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用以分析环境技术进步内生化机理,并选用专利数据作为衡量技术进步水平的指标,实证检验影响中国制造业行业环境技术进步方向的主要因素和中国环境法律激励环境技术进步的效果,以及油价在中国汽车产业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方面所起作用,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一、构建以清洁和非清洁两部门为主体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不同经济环境条件下影响清洁技术进步方向的因素存在差异。在封闭经济环境下,技术进步方向主要受当前技术水平影响,技术水平高的部门其技术进步速度更快;技术水平低的部门其技术进步速度较慢,因而需要政府环境政策介入以促进清洁技术发展。例如,对污染产品征收从价税和对清洁产品研发进行补贴两种政策手段对清洁技术进步具有激励作用。在开放经济环境条件下,研究发现国际间货物贸易可提升两部门产品相对价格,并增强发展中国家在非清洁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对清洁技术进步具有负向作用。另外,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同样能够提高清洁技术水平。二、自由市场条件下,清洁和非清洁部门的技术进步率取决于两部门技术储备和科学家数量。均衡增长路径上,清洁和非清洁技术进步率和劳动力结构均受科学家贡献率影响。当非清洁部门污染排放达到环境承载上限时,经济增长将依赖清洁技术部门。若两部门间呈替代关系,清洁部门技术进步速度将逐步提升;当两部门间为互补关系时,自由市场条件下清洁技术进步将停滞。均衡增长路径在两部门间呈替代关系时,为不稳定均衡,外部冲击可导致经济转向清洁或非清洁方向。因此,通过环境政策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向转变。均衡增长路径在两部门间为互补关系时,为稳定均衡,清洁技术进步受到制约。清洁部门科学家规模是决定清洁技术进步率的关键。本文建议,政府可从劳动力结构方面入手,通过工资补贴激励科学家进入清洁部门,通过教育补贴诱导年轻人从事清洁技术研发,如此清洁部门科学家规模的迅速扩大将促进清洁技术长期快速发展。三、本文选用中国制造业行业专利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贸易、环境规制、市场收益和所有制结构对环境技术进步方向具有偏向性影响。第一、出口贸易对清洁技术和非清洁技术均有正向影响,但偏向非清洁技术方向;第二、进口贸易显著激励清洁技术进步,对非清洁技术进步有负向影响,偏向清洁技术方向;第三、环境规制具有激励清洁技术进步效果,但对非清洁技术进步同样有正向影响且作用更强,本文认为此种情形是由于中国目前环境政策以行政指令型为主,环境监管不完善和执法不严格所造成;第四、国内市场收益对清洁技术和非清洁技术进步都有激励效果,但对非清洁技术进步影响更强,偏向非清洁方向,可见市场经济型环境政策是促进清洁技术进步的最佳手段;第五、国有经济规模与清洁技术和非清洁技术进步均呈负向关系,外资规模和清洁技术进步呈正向关系,与非清洁技术进步呈负向关系,偏向清洁方向。四、通过虚拟变量方法,本文检验了环境保护法律出台之后清洁技术进步率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清洁技术进步率提升大约1%。利用倍差法估计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对环境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对清洁技术进步率并未产生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即清洁技术进步并未因环境保护法律的出台而以高于环保法律出台前的速度发展。本文检验不同滞后期下环境保护法律的实施效果,回归结果显示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对环境技术进步的激励效果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显现。针对中国环境保护法律的边际影响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清洁技术进步率并未因中国环境保护法律的出台而产生显著变化。五、选择含税油价作为衡量碳税政策的指标,利用中国汽车产业清洁技术和非清洁技术发明专利面板数据,本文采用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式回归两种模型,分析燃油价格上升对清洁和非清洁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检验路径依赖效应。结果表明,油价提升对汽车企业清洁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对非清洁技术进步具有抑制作用,并且随时间增加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厂商自身技术储备对未来同领域的技术进步起主导作用,体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中国厂商的技术进步同样受到国内其他厂商技术储备的影响,国外厂商技术存量对中国企业技术专利的申请影响较弱。此外,收入水平对清洁技术和非清洁技术都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油价滞后项对非清洁技术进步有显著负向影响,对清洁技术进步影响则较弱。因此,政府通过税收提高油价能够调整汽车产业技术进步方向,以此促进清洁技术进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