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人同意渊源于罗马法，乌尔比安在其《学说汇纂》第四十七卷写到：“依被害人的意志所产生的，不是不法的。”后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在各国的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其法典中得以体现。我国现行法尚未对受害人同意作出明确的规定，当然也就无法提供受害人同意作为抗辩理由的依据。受害人同意的对象应当是加害人行为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一种概括的结果，而不是具体的。受害人同意的法律性质应当是法律行为的一种，但是在具体的适用中，又有着与法律行为不同的地方，应当在司法实践中结合具体案情做具体分析，不能完全适用法律行为中的相关规定。受害人同意与自甘冒险行为在制度价值、法律适用效果上是一致的，但是从英美法的发展过程来看，自甘冒险在实践中有被无限放大的可能，其制度本身在不断被比较过错所吸收，因此，自甘冒险应当包含在受害人同意中。受害人同意的生效要件应当包括行为人具有同意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和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其中，受害人同意能力不能完全按照行为能力的相关法律规定来规制，对于同意能力的有无，应当在具体的实践中结合案情来判断。对于受欺诈、胁迫所作出的同意，应当不具有同意的法律效力。同时，受害人同意不应当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也不能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否则都应归于无效。推定的受害人同意是在受害人无法做出同意的意思表示时，为了保护其利益，而允许对其同意作出推定。推定的受害人同意与实在的受害人同意有所不同。推定的受害人同意的理论基础在于利益衡平，推定的受害人同意主要存在于特定关系、惯例行为以及优越法益保护等类型中。另外，在受害人同意中，保护的法益不同，其所遵循的推定同意的路径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在涉及生命权的案件中，凡是涉及保护生命权的，适用绝对免责的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