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预防犯罪，应让光明伴随着自由。”贝卡利亚的这句名言预示着光明和自由是预防犯罪、实现刑罚目的的重中之重。前科制度和刑法的其他制度一样，犹如一把双刃剑，用之适当，利国利民，用之不当，国民两受其累。前科制度有利于预防犯罪，但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总有回落的机缘。理性地审视一下我国现行立法中有关前科的规定可以发现，由于重刑思想的影响，有偏之过及的倾向，其缺点显而易见。那么抑制前科影响的良药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便是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消灭在国外许多国家刑事立法中已有较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刑事立法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前科及其消灭制度的概念也存在较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前科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而受过刑事处罚且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或者被赦免后在一定时期内所处的不利法律地位。而前科消灭制度，是指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被赦免后，具备法定的条件时，由法院宣告注销其犯罪记录，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法律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前科消灭制度与复权制度、平反制度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他们的性质、适用条件、适用范围、法律后果、程序等方面却是完全不同的。 前科消灭作为一项刑事法律制度，既可以表现为“人的现实”，又可以表现为“社会的现实”，因此，它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理学、犯罪学、心理学、伦理学都有密切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根本方式，运动是标志物质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以及过程的变化的哲学范畴。运动的绝对性，事物的变化发展性告诉我们，一个有前科的人和世界的其他物质一样，也是处于一种不断的运行、变化、发展之中，他们是可变的，也是可改造的，曾经犯过罪的人并不一定永远是罪人。社会关系具有连带性。社会是人与人组成的千丝万缕的复杂的关系，犯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谐和的结果，犯罪产生的根源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具体些犯罪是人与人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要找到彻底改造罪犯预防犯罪的良方也应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从犯罪学角度看，前科消灭有利于有前科者摆脱不光彩的历史羁绊，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潜能，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无疑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预防犯罪。前科消灭还体现了法律的正义、平等，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因而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另外，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进行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试点，以一种实际姿态表明了在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刑事立法中设立了前科消灭制度，以对抗前科的不良后遗影响。如法国、日本、俄罗斯、德国、英国等。有的把前科消灭制度规定在刑法典中，有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甚至有的国家专门订立了《前科消灭法》。各国对前科消灭制度普遍的、明确的规定表明，前科消灭制度已是各国刑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昭示着该制度在刑罚执行体系中有着不可言喻的积极意义。 结合我国法律实践，借鉴外国法律中的前科消灭制度的“合理内核”，对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和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我国的历史传统、法律文化、民主意识和刑法理念的局限，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具有艰巨性。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权观念的不断加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也成为当务之急。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在当前必须坚持“应当消灭，但不应全部全部消灭”的基本原则，从前科消灭的条件、方式、后果等方面设计。由于，未成年人身心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犯罪前科问题的特殊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我国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因此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建立未成年人前科特殊消灭制度也就成为必要。 前科消灭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刑罚目的观上的一个巨大变革，也是刑法人道主义和趋向实质平等的表现之一。当前刑法逐渐趋向宽容和轻缓化，前科消灭制度正显示出其独特的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