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微观载体，而社区组织正是社区治理的当然主体，其功能性作用地发挥直接关系到城市治理的整合思考。治理工具的运用给予了一种宏观性考量，伴随国家与社会的纠葛演进，社会管理的主体格局发生了潜在性的变化，特别是在作为社会生活完整体现的城市范畴，多样化的功能主体开始登上城市治理的舞台。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社区的缩微景观特征又无疑彰显着城市治理主体的角色演化，社区内生的自组织和社区居民开始成长为协同治理的主体。理论层面而言，早期关于城市社区的理论探索和实验观察焕发出经验魅力。回溯到我国的社区发展历史，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社会体制的转轨需要，国内加快了城市社区建设的步伐，阶段化的政策措施推广实施，社区在城市管理中渐露雏形。但正因为国内社区发展探索的历史短暂，在城市社区的推进过程中，社区的原有目标价值有所偏离，集中表现为一种行政化的控制模式。反观具体的实践举措，一体化的社区管理模式外显出诸多困局。比如，社区自组织的发育不够良性；社区行政组织的管理职能混淆；社区组织多样化引发的利益博弈；社区管理的制度层面不规范；社区居民参与性和认同感不高等等。城市社区发育的差异程度使得社区治理的自主性不同，城市社区的良性培育，需要进一步加大经验层面的反思和理论提炼。笔者拟从国内城市社区发展的背景出发，选取济南市天桥区济安、制锦市、康桥社区三个代表性的实验案例，运用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力图展现不同成熟度的城市社区的生存状态和创新模式，进而对治理话语下城市社区培育作出一定地对策思考。城市社区治理涉及到社区内组织间的协同合作、自主管理，而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整合需要实践范畴的经验支撑，笔者也期待借助对于济南市社区培育的剖解思考，能够对研究国内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