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第140条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互相配合”。“互相配合”有其独特的法哲学基础,即对客观真理和实质正义的追究与期待。“互相配合”的价值取向是秩序与效率,其重点是打击犯罪。而当前我国宪法140“互相配合”在实践的运行当中出现一些问题。首先,对刑事诉讼的价值层面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比如,片面追求效率,正当程序价值的缺位,以及人权保障原则难以落地。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推动,“互相配合”忽视自由与人权保障的消极功能逐渐显现,进而成为人民法院“无罪判决”过低的体制性原因。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顶层设计上把人权保障加入进而弥补了这一体制性缺陷,由此人权保障成为重新界定和规范“互相配合”边界的刑事诉讼原则。其次,对刑事诉讼制度操作层面产生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配合过度、制约不足以及背离证据采信规则。最后,对刑事诉讼裁判结果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其使得人权保障的宪法功能难以实现、对合法性原则的忽视及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新时代“互相配合”的规范内涵需要重新梳理和定位,“互相配合”边界也需要清晰厘定,即“互相配合”应当以人权保障、合法性、正当程序为基本边界。首先通过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的方法以此来对“互相配合”的内涵进行阐释。其次,通过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发布刑事政策和司法解释,进而在程序上对其规范内涵进行解释;此外通过执行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以及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两方面对“互相配合”的实体内涵进行阐述。最后依据证据裁判的合法性原则、正当法律程序的边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互相限定三个方面最终达到对“互相配合”的边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