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时代以来，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提升以及政治权利的普及，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及话语权逐步增重。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公布的数据，2014年研究生教育中女性占比为49.16％，普通本专科教育中女性占比为52.12％。这与男性教育比例基本持平。同时，据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女性就业率为60.9％，这表明女性已经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撑。男、女两性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　　然而，女性的现实经济处境以及大量的女性经济学研究文献中都反映了，在现有生产方式中，女性长期面临着市场劳动与家庭劳动的矛盾困扰，例如，性别工资差异，长期从事繁重的家庭劳动等。2011年美国女性全职工作者的平均工资约为男性的85％;亚洲女性的工资比男性低23％;白人女性的工资比男性少18％;黑人和西班牙女性的工资相对少9％。同时，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女性每日的家务劳动时间为114.8分钟，较男性多61.8分钟，相比于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女性每日高达4.01小时、较男性多2.7小时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减少了，但是女性依然从事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对于女性长期面临家庭与市场劳动的矛盾困扰这一问题上，不同经济学流派会做出不同的解释。例如，西方主流经济学更侧重从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效用最大化选择，以及男、女两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生产率差异角度作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突出父权制与资本积累逻辑的交互作用如何塑造具有特殊性的女性劳动力商品。但是，这些观点多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或者从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层面展开。它们缺少更为深入的经济学研究，没有对女性劳动力之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女性劳动力的再塑造做足够的探讨;也没有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关于女性劳动力市场研究的新动态形成足够对话，这就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经济学研究对于现实女性劳动力市场运行的解释力。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以女性劳动力的特殊性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了女性家务劳动的去商品化性质如何为资本所能获取的利润提供额外的补贴;同时又如何巩固商品化的女性劳动力在雇佣劳动市场上不利的市场地位;以及当前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对女性劳动力职能和女性劳动力市场运行塑造出的新的特征。　　本文核心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第一部分即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家庭领域内去商品化的女性劳动力表现为依附于家庭及男性而生活，家务劳动呈现出“无价值”和女性化。这一女性劳动力特征巩固了其产业后备军的身份，同时降低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维持了市场较低的平均工资，有效地增加了资本利润，并且强化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领域的劣势地位。在这一章中也讨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与资本利润之间的矛盾关系。（二）第二部分即第三章，主要描述劳动力市场领域中，商品化的女性劳动力呈现出“半无产阶级”的性质，即女性可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获取货币生活资料或者回归家庭从事家庭领域劳动而获取生活资料。女性劳动力的这一性质看似增强了她们的自由权利，但实际上却加剧了她们在市场上的劣势地位，让她们成为全球化的资本所偏好的温顺且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全球化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的重要工具。（三）第三部分即第四章，主要描述了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经济-社会特征这一时代特征重塑了女性劳动力商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对退却，让女性更多地承担了家庭领域内劳动力再生产的重担，这让女性遭遇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文化道德上的贬低。第二，全球化生产方式与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共同塑造了廉价且不稳定的后发国家女工形象，她们成为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企业获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源泉。第三，女性劳动力成为吸收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这要求她们既要在劳动过程中努力地生产剩余，又要去商品市场上积极地购买、吸收剩余。女性对雇佣关系的依赖性在增强，劳动异化也在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