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时代的民族问题是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进行分析也是学者努力的方向。华夏民族经由历史的长期融合、交汇，至西周时初成雏形，再经由春秋战国时期大迁徙与大融合的潮流，秦统一以前便形成了华夷四方格局的民族分布形态。秦的统一将华夏民族融合推向新的高度。这是对周秦时代民族演变的简述。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华夏民族演进过程恰恰与这一时期的国家形态变动同步。政治的强劲动力代表着国家形态的演进，而民族大认同的节奏正是这条政治链条上的重要支点。所以，国家形态的变动必定与民族大认同休戚相关。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西周立国以后，以分封制和宗法制构筑了横向的地缘政治和纵向的血缘宗法政治体系。并且，周初分封将周部族、先代部族、殷遗族众、以及众多蛮夷戎狄都划在周政与周制的圈子里。这是一场基于族群认同矛盾的政治谋划。同时，这场政治谋划又奠定了族群分布形态的初步格局。以后的族群认同和分布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达到新的高度。周统治者构筑的这个体系从稳固地维护王室政治到春秋时期渐趋崩溃，经过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严格来说，这个历史的渐进过程从西周中后期就已经显现出来。而周初封建所构筑的宗族权与君主权合二为一的态势也在这种演进中失衡，君主权力逐渐彰显。虽然后世文献记述中夹杂着对西周后期诸王“暴虐”的声讨和大厦倾覆的谴责，但王权的彰显又以对非华夏族群权力的“让渡”争取到更多的政治实惠。这又是新的政治生态下的族群认同。　　周初分封是一个具有政治统治目的的设计，奠定了后来诸侯方国的政治格局。而且，为了维护这个以王室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周统治者还作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上的规划。如策命赐物、朝聘盟会、爵制和服制等。这些制度上的规划支撑的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宗法政治共同体社会，包括周王室、同姓和异姓方国甚至土著族众都在这个宗法政治共同体内。这些不同族群在分封制的推动下，形成了共尊周室的政治层级形态。随着宗法制的衰败，这些具体的制度设计也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并不是消亡、消解，而是意义指向的转变。这些制度设计多被新的权力主体垄断。在话语权转移的时代中被作为新的权力逆袭的工具。当一向被视为蛮夷戎狄的秦、楚、吴、越在霸政争夺中纵横捭阖时，他们除了得到了霸主的头衔外，也逐渐在族群身份上进为华夏，达到新的族群认同。　　血缘宗法政治体系的崩溃就像一场瘟疫一样在侵蚀了周室大厦的根基以后蔓延至诸侯方国。于是，诸侯方国出现的嫡庶权位之争将周政框架击得粉碎。变革便成为历史的必然。变革体现的是诸侯方国政治一体化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又是通往中央集权化的重要阶梯。变革的历史效应一在打击宗法贵族，一在开疆拓土。无论哪种历史效应，有一点是不变的，即诸侯国君主权力的彰显。并且，这个路径又将族群认同理念推向新的高度。在减少了血缘宗法政治对族群认同的羁绊后，族群认同便在理念上和具体实践上逐渐突破。引戎狄以入华夏政治便几乎成为诸国奉行不二的行为准则。　　周秦时代政治变动的总趋势是由血缘宗法政治向以郡县制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转变，郡县制是中央集权化的典型体现。而郡县制的推行既包含地域的因素又包含政治的成份。在历史时期的开疆拓土中，众多华夏与非华夏族众被纳入地方行政区域的制度化管辖中。这最有力地推动了族群认同。　　从分封到郡县，周秦时代政治变革虽然有不同表现形态，但都可以认为是族群认同的基点。这其实也是国家形态与族群认同同步演进的表达。从政治变动的视角对华夏族群认同进行研究是切实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