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工人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因而可以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农民工受户籍制度限制拥有不完全的劳动力所有权,不是完全自由的劳动力。劳动力商品以劳动力所有权为前提。雇佣工人劳动力是完全的商品,农民工劳动力只能是半商品。半商品劳动力价值只包括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一半费用,另一半费用由农民工从农业经营收入中获得。农民工劳动力半商品性质,是统制经济体制变革不彻底的产物。不完全的劳动力所有权造成农民工户籍身份与实际职业发生分离。这个矛盾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矛盾在农民工身上的特殊表现,在乡农民工与进城农民工构成这个矛盾运动的两个阶段和两种形式。受这个矛盾支配,农民工在社会地位上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在实际职业上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农民工的双重性质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有体现。经济上产生了二重收入,即农业收入与工资收入;政治上造成农民与农民工、农民工与城市传统工人之间的阶级分化;文化上产生了小农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对抗。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农民阶级的没落,农民工成为末代农民。 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各国劳动者实现这一发展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是不同的:英国是流民、俄国是解放农奴、日本是兼业农民和通勤农民、拉美是城市贫民,在中国就是农民工。社会学研究农民工着重在其社会身份变化上,忽视了农民工劳动力所有权这个经济基础;发展经济学建立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模型,但是剩余劳动力在各国以什么样的经济形式转移,则落在视域之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则通过对农民工这个独特经济形式的考察揭示中国农业劳动者发展的特殊道路,找寻农民工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动因。 论文分九章。第一章研究作为农民工前身的农民。农民工所体现的户籍身份与实际职业的分离在农民那里是不存在的。农民的职业是农业生产者,但是农民在集权官僚制社会没有劳动力所有权,新中国的农民在统治经济体制下受户籍制度束缚仍然没有劳动力所有权,不能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而农民的实际职业与户籍身份是统一的。 第二章研究农民工的产生。农民实际职业与户籍身份的统一有一个条件,就是农民没有劳动力所有权。在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农民开始获得部分劳动力所有权,当实际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农业经营收入不能满足农民再生产的需要时,获得劳动力部分所有权的农民就会离开土地。但离土农民并不等于农民工,要成为农民工还需获得非农职业,这个条件是在统制经济体制变革中逐步成熟起来的。户籍身份的世袭性使得农民在已然从事工业生产时保留了农民身份,农民实际职业与户籍身份的分离产生了农民工。 第三、四两章分别考察农民工的两种具体形式在乡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这两种农民工所体现的实际职业与户籍身份的矛盾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前者凸显了农民工获得劳动力部分所有权的积极意义,后者暴露了农民工获得劳动力所有权不充分的消极意义。 第五、六两章考察农民工经济方面。第五章研究农民二上二重收入的相互影响。农民工的廉价工资尽管很低,但是对于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是实现增收的主要渠道,也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另一方面,农业收入的存在使廉价工资得以长期维持。廉价工资成为资本竞相雇佣农民工的经济动因。 第六章通过绘制新的社会再生产的经济表研究农民工的经济作用。农民工劳动力半商品化,推动了劳动产品商品化进程。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和汇回款拓展了农村市场。农民工的经济作用在于创建了一个新的生产部门,即以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为主体的工业部门,实现了国民经济结构的三元化,改变了中国经济流程图。这个新出现的部门不仅受制于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也深刻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己经不能不考虑到农民工的巨大作用了。 第七章研究农民工的出现引发的中国劳动阶级的新分化。在农村是农民阶级与农民工阶级的分化,显示了农民阶级的没落,开启了农民阶级的消亡过程。在城市,以农民工为新式工人阶级,同城市传统工人阶级发生了分化,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二重化及其相互间的激烈竞争造成大批城市工人纷纷失业。 第八章考察农民工的阶级意识。小农意识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个体农民意识,当农民工刚刚从小农经济中分化出来与现代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时,传统与现代产生了对抗,小农意识与阶级意识形成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小农意识作为对历史上官僚地主阶级官文化的依附,现在转变为对资本统治的依附。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民不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把农民工结成具有组织性纪律性的统一的阶级,在和资本统治互动过程中迫切要求形成阶级意识。在农民工那里,小农意识的顽固性得到最充分的暴露因而开始了其解体的过程。 第九章探讨农民工的发展趋势。农民工是末代农民,是中国农民发展的最高阶段。末代农民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必将改变几千年来中国由农民改朝换代的历史轨迹;其世界意义在于改变个体农民局限于越来越小的狭隘的土地空间,作为“世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