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讨论屈原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屈原的人格和诗学构成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的重要内容，相对于儒家而言，它是一种反叛和逃逸；对于道家则多有校正和补充。晚清时代就兴起有屈原阐释的文化思潮，并为五四文学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文章认为，屈原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结构中拥有人格和诗学意义。作为人格模式的屈原，因其具有的反叛气质、情感性、个人性和民间性，与居主导地位的儒家礼仪多有抵牾，处于传统文化的边缘状态。五四作家以反叛传统主流文化为价值诉求，却对屈原的精神和人格产生有极大的热情。他们对屈原人格做出了不同的阐释，将屈原传统个人化和时代化，或凸显屈原模式对儒家模式的“反叛”和“逃逸”意义，或强调其对道家文化的“校正”和“补充”性意义。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对屈原人格中的坚韧与刚烈、激情与不羁、放浪与狷介作出了不同的价值选择。 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五四”作家对屈原的忠君爱国多有忽略，更偏重于屈原人格的个人性、平民性和情感性，对屈原的孤独、彷徨乃至死亡意识有着丰富的体验。它契合了“五四”特定的历史情境，由屈原而激活了个人的生存体验，转换为自由情感的抒发，个性价值的坚守，生成为一种精神的放逐和漂流感。由此，“五四”作家也就超越了屈原的“美政”理想和人格的道德羁绊，成为现代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重要内涵。当然，“五四”作家对待屈原人格的现代阐释离不开西方思潮的影响，应该说屈原传统参与了“五四”作家文化心理的形成，丰富了“五四”作家孤身抗恶、彷徨于无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体验。 屈骚诗学一直是中国的文学传统。屈骚诗学之于五四新文学，首先参与着五四新文学的语言、思想和情感自由形态的表达；屈骚的太阳意象也得到艰难的遗传；“五四”新文学的浪漫感伤也有屈骚的资源。“五四”作家在唤醒这些沉睡(或者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屈骚诗学时，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和袭用，而是依据个人的时代感受和体验，将之转化为五四的时代精神、理想追求和审美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