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把文本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语言交际活动，而“等值”及其变相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内涵千百年来一直是国内外译学界讨论的焦点。正如英国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所言，“等值”诠释翻译，翻译亦诠释“等值”。对于“等值”及其变相的系统研究，无疑可以使学界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演变有一个较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我国学者吕俊指出，翻译学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归结为四个不同的时期：语文学式发展时期，结构主义发展时期，解构主义发展时期，建构主义发展时期。本文将“等值”这一核心概念及其演化情况置于“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解构主义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四个范式下进行分别研究，以其管中窥豹，理清研究翻译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首先，在漫长的语文学范式下，“等值”的雏形开始形成。从古代中国的佛经翻译，或从古罗马的戏剧翻译和圣经翻译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八十年代，翻译理论的构建和争论主要围绕“信”、“忠实”，“直译”和“意译”、“文”和“质”等问题展开，“忠实”或者“信”是这一时期的核心概念。在这一漫长阶段里，翻译理论的研究属于语文学范式。在这一范式下，翻译活动和文学创作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译作的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依赖于译者的禀赋，翻译理论也多是一些片段式、经验式的心得，充满着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在这一范式下，“忠实”或者“信”是一个核心概念，是“等值”概念的雏形。第二，在结构主义范式下，“等值”概念正式形成并逐渐演变。20世纪50、60年代，以奈达为代表的翻译科学派开始地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译学研究相结合，倡导对语言结构分析，克服了长期语文学研究范式下的主观性和神秘性，使得译学研究能在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下进行。正是在这一阶段，奈达系统地阐述了最初由雅克布逊提出的“等值”这一概念，提出判断等值与否的标准是“等同效果”。这一时期其它的理论家，如彼特.纽马克，费道罗夫，也对奈达的等值理论给予了继承和发扬。结构主义范式下的“等值”概念无疑赋予了翻译活动极高的科学色彩，这也正是它能一度主宰译学、成为一个核心概念的原因。第三，在解构主义范式下，“等值”概念被颠覆。由于结构主义译学范式强调文本的封闭性和语言规律的决定作用，忽略了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译本形成的影响，因而译学研究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走出了结构主义译学范式的工具理性，迎来了一种开放的多元互补的译学研究范式。首先，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从哲学的视角破除了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使人们意识到文本意义不是语言规律设定的一个封闭系统。其次，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阐释哲学也打破了结构主义范式的工具理性，认为意义并非封闭在文本之内，而是在译者和原作、译者和译作的对话当中生成，这就张扬了译者的主体性。再次，文化转向下的多元范式关注文本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打破了结构主义译学范式的一个天真的假设：翻译是一个在真空下进行的纯语言活动。在解构主义范式下，译学的核心概念“等值”遭到了颠覆。最后，在建构主义范式下，被解构的“等值”概念获得了新的内涵。由于解构主义范式把译学研究引入了一个“什么都行”的非理性状态，翻译“等值”思想被颠覆。学界意识到，解构主义范式的破坏性和消解性不利于翻译理论的建设，因而开始寻找一种建构性的理论作为译学建设的理论基础。这样，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就应时而生了。该理论打破了传统的“句法-语义”研究模式，用普遍语用学的理论去研究主体间的交往如何取得相互理解的内在规律。在建构主义范式下，原本被解构的静态的“等值”又开始获得了动态的内涵。